广东网络问政渐入佳境

2010-02-24 21:38:4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杨俊伟家住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三环南路旁，每天都要穿过这条路的十字路口上下班。但庞大的车流量与极快的车速，让他每次通过时都不得不绷紧神经。2月3日，杨俊伟上网看到了一个立交工程规划方案，他思索着自己家门口这个十字路口是不是也能建设一座人行天桥。

几分钟之后，杨俊伟就在“惠民在线”—惠州市政府的网络问政平台上写下了咨询建议，当天，惠州市规划建设局即回文“将尽快作出详细回复”。杨俊伟看到这样的答复，以为没有下文—他就曾经在这个平台上遇到这种情况。不曾想七天之后，规划建设局在同一页面再度给出详细处理结果：三环路十字路口暂时不会建设人行天桥，但已规划该交叉口设置地面人行横道等改造措施，以满足行人过街需求，改善交通状况。

杨俊伟对这个处理结果打了3分的“满意度”，网友对相关部门的回复进行评分的制度是惠州市为确保网络问政工作有效推进建立的问责机制之一，同时，评分结果直接在平台公布。

这个从2008年11月14日启动以来的网络问政平台，不知不觉间成了当地人民向政府反映意见的最直接窗口。

惠州样本

把时间再往前推，“网络问政”这个新事物正式出现在惠州应该是2008年8月14日。当晚，今日惠州网“惠民在线”论坛正式开播。市委书记黄业斌作为首位嘉宾，与网民在线互动交流。

黄业斌并不是首位有此举措的政府官员，但该论坛却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流于形式。一个多月后，2008年9月18日，市长李汝求成为第二位上线嘉宾，从此明确每月有一名市党政领导及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做客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该方案还对在线交流机制、信息收集机制、信息处理机制、信息反馈机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也是广东省首次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网络问政机制。

但整合资源后推出的网络问政平台，一开始并不能达到人们的预期—有问必复，有复必办。部分网民发现自己的咨询建议很快有回复，但却是“踢皮球”式：“已转××部门处理”、“请××部门调查解决”。这样的处理方式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有网友指出：“这种没有时限、没有责任人、没有实际提出处理意见的批示，纯粹是官腔或‘踢皮球’。”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雁行也并不刻意掩饰这种现象：“回复率达94.9％，是很高，但是问题解决率却不高，一些部门还存在推诿情况。”为确保网络问政工作有效推进，惠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网络问政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完善网络问政问责机制，对部门的回复进行评分即是这项机制的内容之一。

另一项制度也行之有效—“红黄绿”灯警告制度。对网友提出的一般问题，各有关部门必须做到5个工作日内回复。部门按时回复的，问政平台将自动亮“绿”灯，超过5个工作日尚未回复的亮“黄”灯，超过15个工作日仍未回复的亮“红”灯。

同时，惠州市还建立起监督检查制度，将网络问政工作纳入各县(区)党政一把手、市直职能部门目标考核指标体系中。

广东经验

惠州市政府高层和各级部门主要负责人频频“触网”也引来了关注，网络问政工作得到省委的充分肯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惠州网络问政工作先后两次批示，要求省有关部门“注意跟踪了解情况”。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总数已达3.6亿，作为网民人数最多的省份，广东在网络政治文明的构建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头。网络的巨大影响早已透过社会，渗透到政治层面，更进一步变革着领导者的思维和理念。2010年2月4日，汪洋与黄华华于立春之际向网友拜年—这是他们连续第三年做出这样的举措，希望网友继续对广东发展话题“打好铁”,对广东民生热点问题“织围脖”,对广东工作中的不足“拍大砖”。

在2009年的广东网络问政工作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

6月29日，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召开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标志着广东开始探索网络问政的长效机制。连同3个月内召开的第二次交办会，37个交办问题在2009年底前全部办结。

7月28日，在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上，有网友发帖反映韶关市工商局“涉嫌滥用职权”，随后不久，广东省工商局经过调查后得到韶关市工商局反馈，由负责对外信息的工作人员于8月3日将回复贴到了网上，使用的网名就是经网站审核的“广东省工商局网络发言人”—开了广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厅级以上政府部门“网络发言人”之先河。

10月8日，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通过“广州财政网”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在线申请，要求公开广州市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8天之后，市财政局在网站上公开114个政府部门财政预算，这是中国第一份网上公开的政府预算报告。10月23日，广州市财政局的网站一度因为蜂拥而至的下载浏览而导致“瘫痪”。

11月1日，第一届“广东网民论坛”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8位网友绕圈而坐，会场座位构成一个“@”的符号。与44位特约观察员、民间智库专家畅所欲言，“板砖”乱飞，同时间还有近万名网友在线参与。

2010年1月29日在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网络问政首次被正式写入—“开展网络问政，政务、厂务、村（居）务公开取得新进展”。省长黄华华并于现场指出“广泛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监督，引导群众通过互联网理性表达诉求”。

互联网正在刷新参政议政模式，网络问政也成为2010年地方两会的新热点。据了解，今年广东省政协从网站上共收集到90多条市民提供的线索，从中整理出来的有效线索有29条。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分析说：“最初是网民关注代表和委员的看法，后来是通过网络参与到代表和委员参政议政的过程之中;从个别代表委员向网民征求意见，逐步形成多渠道、成规模、有系统的网民意见收集机制。”

常态化与制度化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让网络问政成为了公民一种新的参政议政手段，其对于政府的施政行为带来很大的便捷，而网络问计于民也已经成为政府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问政的“走红”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建顺认为政府官员网络问政渐成趋势，体现了一种观念的更新，说明多种决策手段正在逐步运用到政府的施政方针中来。

但同时，网络问政之“问”，并非单向之“问”，而应该是有问有答，双向互动与沟通，这就意味着要让其名副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人民网发起的一个相关调查即显示，大部分网民仍对网络问政的真正效果存在质疑—在回答“您相信官员通过网络回复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时，选择“不知道”的占51%，选择“不相信”的占21%，而选择“相信”的仅占15%。

这种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政府机关对于网络留言的重视程度不够，处理不及时或者根本不处理。在网络逐渐成为众多新闻事件第一传播点的新形势下，政府不仅要“与媒体打交道”，更要直接与庞大的网民及网络舆论打交道。但不少地方政府似乎仍不大习惯这一点。“踢皮球”，“走过场”……网络民意成为长官意志的点缀。杨建顺对此指出“有必要考虑对官员们进行网络问政技术技巧方面的培训”，同时认为，良好的网络参政议政环境需要官员与网民双方来构建，网民也应该以一种积极正面的心态参与网络问政。

网络问政仍不断被作为“新闻”见诸报端，从侧面反映其在目前的中国不是一个常态的事件。而“网络问政常态化”需要的正是制度化的途径。像惠州建立监督检查制度，把网络问政工作纳入考核中这样，形成一定的压力和动力，促使地方政府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对此，杨建顺提出，网络问政的具体方式方法规则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分类。“网络问政应该和现实中的行政行为的改革—行政观念的转变—行政方式的多样化结合起来。如果成功地结合起来，那么网络问政的前景可以说是无限的”。而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作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