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保存的台湾样本

2010-02-20 22:52:52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台北世贸中心决定把台湾馆建成一个大天灯，像是一种提醒，让人们勿忘沿袭已久的民间节庆仪式。相传为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的“孔明灯”，在台湾发扬光大，“放天灯”的祈福许愿习俗不绝如缕，且成为一处风景。

在与世博会暌违了40年之后，落户上海的台湾馆，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展现台湾特色与中华传统的发光体。经贸退居幕后，人文粉墨登场。本是同根生的两岸，隔着世博中轴的一条马路，让彼此的场馆相互呼应。比余光中笔下“一湾浅浅的海峡”更近了，而乡愁依然浓得化不开。60年过去，两种不同政体在各自路径上延伸，最大的交集仍然是文化—那根植于5000年传统的共同的根。

与大陆曾有过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发展模式不同，台湾相对谨慎地维持着对传统的一种敬畏。甚至于，为了反制大陆的“破四旧”，还发起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而今，在繁体字、竖版书之外，台湾更以慈悲喜舍的宗教救助精神扬名国际；虽然那份温良恭俭让的处事之道，在自由与权利话语的冲击下变得有点支离破碎。

文化保存的台湾经验，与经济发展的大陆模式相映照，构成彼岸最令人驻足流连的光华。可资借鉴，有得有失。

文化复兴杂交三民主义

2008年，两岸文化界大事中的大事，当推故宫合展雍正文物。中国有两个故宫，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一场内战让国宝分割两地，这一次的联袂演出，试图用中华文明共同的源流去抚平战乱的伤痕。

想当年，在兵败如山倒之际，蒋介石与一班国民党大佬仍念兹在兹于故宫文物的迁移，立论的原点在于这些文物代表着正统性的延续。所以抗战时不能丢，内战时也不惜一切代价要据为己有。江山的争夺，总免不了文化继承权的撕扯，尤其处于弱势的蒋家政权，不可避免有着抢占文化制高点的企图。这是台北故宫文物当年赴美展览的初衷，在大陆“文革”、“破四旧”的刺激下，乃再有发扬传统中华文化与伦理道德之议。

考诸国民党史，早年未尝不以扫荡传统为能事，及至蒋介石信奉基督教义，始知中华文化与伦理对净化社会幸福民生的功用。退居台湾后的政治考量，与中共分庭抗礼的决绝心态，让“以党领政”的现实世界，进一步有了自上而下推广发扬中华传统的可能性。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发起于1966年11月，1500余名发起者中，既有孙科、王云五、陈立夫这些政界名流，也有孔子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这种社会贤达，孙中山的诞辰（11月12日）还被法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在运动的宗旨与目标中，排在首位的是：以伦理道德为淑世之本。其最具体的行为表征，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最重要的哲学基础是“仁”字。1967年7月，蒋介石亲任新成立的文复会会长。

这种文化复兴的努力，迄今在台湾的街头巷尾都有体现，台北市内横贯东西的公路中，就有忠孝、仁爱、信义及和平路。与此相对照，还有民生路、民权路与民族路。路况反映出彼时的政治文化现实，儒家文化的宣扬是与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糅合在一起的。这让文化复兴运动渗透进不少的党派教义，但平心而论，对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褒扬，在战后飘零的岁月，给了台湾太多正面价值，使在反传统的暴力革命下岌岌可危的世道人心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也使文化保存的台湾经验成为可能。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渗透进教育传播的每一个角落，在改订的中小学生生活教育课本中，都有伦理道德一以贯之。国学大师钱穆也在1967年10月应邀自香港抵台，有了新的教学舞台。文复会拟立并推行的《国民生活须知》、《国民礼仪范例》，更成为多种宣传场合倡导的主题。

公共知识分子陈丹青2008年赴台湾交流，发现日常台湾给他最密集的印象是“温良恭俭让”。“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陈丹青说，他因此不关注台湾的政治状况。但问题是，台湾的政治现实，偏偏与他看重的“温良恭俭让”有关，甚为有关。

“对抗文化”与“去中国化”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在1990年底改组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简称“文化总会”），虽然担任会长者仍是台湾最有权势的人（李登辉），但这个机构已被台湾“内政部”正式核准立案为社团法人，乃一民间团体。文复会的此次改组，是看到社会变迁迅速，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已经不可阻挡；文化总会事实上也没有了文复会当初的强制贯彻执行力。

两蒋均已过世，民进党已于1986年赶在解严的前夕宣告成立。党外运动自彼时起已成在野党运动，其崛起之迅速，颇出乎一般政治观察家的意料。这是台湾现代政治史中的转捩点，中华文化及伦理在台传播亦因此出现变数。

撮要而言，民进党在贯彻其政治主张时，为冲破威权政体的束缚，选择的是街头对抗之路，虽以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作掩护，但亦使暴力、谩骂和攻讦成为政坛常态，为民间树立了不良的典范，此其一。其二，中国大陆的存在和两岸分治的现实，使统独主张在台湾有了竞争的前提，“去中国化”在特殊历史阶段蔚然成风。

街头对抗文化的政治正确性，奠基在李登辉政府黑金政治泛滥及时代的自由权利话语勃兴土壤之上。反专制、反黑金，使啸聚的街头运动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当政权以一种“恶”的姿态高高在上，事实上为在野者的暴力冲撞提供了合法性。

尤其是，自由权利话语本质上是一种向外扩张的力量，传统的推己及人与“温良恭俭让”伦理在此反成障碍。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大半是反传统者，并不令人意外。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一甲子前，腐败与资本主义的弊病使左翼思潮勃兴，而今换了主义的思想与行动者依然是对现实做同样简单的条件反射。美国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因有基督教伦理的保守底蕴，才与那些转型中混乱的民主社会有了不同的政治与文化生态。那些鼓吹基督教宪政的学人，甚少知道问题的关键是尊重既有的保守伦理，来为自由权利话语设定底线。

而在1990年代台湾街头与议会政治狂飙突进的十年，新的意识形态终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而过，让保守的敬畏成为渐远的传说。在陈水扁2000年由三级贫户之子，变身入主“总统府”的民主传奇之际，无畏的政治对中华文化的凌虐开始加速。这一年的9月，阿扁成为文化总会的新会长，新的“文化台湾，世纪维新”愿景开始被提出。“台湾”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正确，“去中国化”开始在权力的助推下风行草偃。

时至今日，台湾媒体仍在每日重复膻色腥与政坛的攻讦文化。但在民间，你会像陈丹青一样，感受到那种根植于五千年传统文化与伦理的“温良恭俭让”。在政治人物操弄与表演之外，民间团体的向善努力，让偏安东南的宝岛台湾有了令人称道的风貌。

民间社会的传统肌理

今年1月，“慈济”被大陆评为“中国驰名商标”，成为两岸第一个获得驰名商标的非营利单位。“慈济”的全称为财团法人台湾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以华人为主体的慈善机构，也是台湾最具国际美誉度的民间团体。

慈济是证严法师秉持“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的精神，于1966年在台湾花莲所创办。创会伊始，证严法师带领弟子，从每人每天多做一双婴儿鞋、省下五角钱起步，40余年过去，慈济的志业，已开花至全球五大洲，由慈善而医疗、教育、人文。

虽为佛教界人士创办，但慈济极具包容心态，会员与志愿者中不乏其他宗教信仰者。慈济亦超越政治，不像一些基督教团体，甘做不问是非的铁杆绿营支持者；也曾在两岸关系尚未解冻之际，前往大陆赈济长江水灾。作为消弭社会对立和改善世道人心的中坚力量，“慈济文化”以其榜样的力量，引导着社会向善的风气。慈济已成为台湾的名片，是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与伦理意蕴的行动者。

即便在威权时代，台湾亦无摧毁宗教的政治行动。宗教的敬畏、保守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性格，成为维系这个狂飙突进时代于不坠的最根本力量。在台湾，繁体字和竖版书只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传统文化的表层，其最深层的肌理体现在触目皆是的民间团体的社会行动中。而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是台湾在传承中华文化上不可轻描淡写的一部分。

来到台湾，我有一个关于榜样示范效应的深刻感受。当你对政论名嘴、“立委”甚至于“总统候选人”的自由攻讦习以为常时，你已不觉其病态，甚至于会将这种习气内化为自身的气质。但当我在慈济感受那些志愿者虔诚的信仰和他们谦卑的感恩文化时，才发觉一度被妖魔化的传统文化伦理，事实上如此美，不仅净化我们的内心，而且裨益社会，消弭断裂。

台湾的民主转型，之所以成为所有转型社会中“最不坏”的那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民间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坚守与再出发。慈济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2006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再度更名为“国家文化总会”，“中华”及“复兴”字样不再。此后，“去中国化”的潮流虽然在马英九执政后得到遏制，但“文化复兴”终让位于“文化创意”—这是一个认为点子胜过一切的年代。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因其局限性而反觉自己可以主导甚多，在这个时候，重回自己内心的敬畏与谦卑，显得格外重要。

而台湾，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华文化存续发扬的别于大陆的样本。当世博会台湾馆的天灯放飞，让我们俯首为明天更美好而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