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中国人”司徒雷登

2019-08-14 17:03:59

来源: 时代在线

2008年11月17日，距离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已有近60年。在燕京大学解散56年之后，她的创办者和灵魂—司徒雷登，在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一遂心愿，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中国。这一天，应该是历史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标志着政治与司徒雷登，政治与历史的和解。在杭州的安贤园，举行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墓碑上用中英文对照写着，“司徒雷登，1876年—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再无其他。

“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是林顿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他于1876年在杭州出生，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并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在他11岁的时候，他“远赴美国留学”，28岁那年他回到中国，和父亲一道传教。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1918年，前往北京担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946年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1949年离开中国，1962年在美国去世。

自从被伟大领袖“钦点”之后，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司徒雷登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而被国人知晓。但如果我们抛弃政治的偶然，回归历史的本真，司徒雷登实际是个政治上的小人物，却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美国驻中国大使的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而在之前的48年，他一直在中国从事文化及教育工作，并因此深得尊敬。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他主持燕大校务达27年之久，几乎是凭一己之力，用在美国募捐来的钱，将燕京大学办成了“世界知名”大学。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欣赏着燕园古建筑群那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可曾知道，这一今日北大最美丽的一块风景，就是昔日燕京大学的校园。“未名湖”三个字，也是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由钱穆命名的。

1918年，42岁的司徒雷登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具转折意义的一年。十多年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不仅使得美国教会对他刮目相看，也使他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就在这一年，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决定合并，而司徒雷登，被认为是主持这所新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 Brockman)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后来的事实证明布鲁克曼没有看错人。当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然后，他远赴西安，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六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

这仅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冰山一角。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的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到大约2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连大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了2万银元。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燕园内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家有萧公权，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这里同样是科学家的摇篮，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又有抗战干扰破坏，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人，但这里培养出了中科院院士42名，工程院院士11人。这样的成材率，是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比拟的。

闻一多在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曾深情地赞美司徒雷登，说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曾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司徒雷登见面，称赞他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普遍主义的文化观

与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文化观不同，司徒雷登反对文化冲突论，他极力主张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化观。1929年，他在《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谈到，中国人应该认识到，真理是普遍的，通过传教机构接受西方知识，并不是要使其西方化，而是要使其具有世界主义的观念。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不应该被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因为中国早就有古代圣贤关于民主学说的论述。对民主的追求是基于普遍的人性的，不分中西。

作为传教士，司徒雷登认为，他要做的，是要与东方分享上帝给西方的赐福。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对上帝形式上的崇拜，传教士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力量，并以整个世界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不是使个别人成为教徒。

他认为基督教具有自我更新的特点，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它融合了许多民族的优秀成果与智慧，特别是近代，它又进行了一系列适应现代社会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与发展还在继续，而中国悠久的文明中，也有很多值得西方文化汲取的优秀成分。人性以及对道德和真理的追求，中西之间是共通的。

基于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在主政燕京大学的27年里，司徒雷登多次强调，“燕大应当是中西两种文明中那些永恒价值的融合场所”，成为“推动实现世界主义的中心”。他重视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推动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好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之一，其主持出版的《燕京学报》和《汉学研究引得》也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刊物。

安息中国的遗愿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

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司徒雷登身后，傅泾波一直为将他落葬燕园而奔走。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傅泾波有生之年终于没有看到司徒雷登所托成为现实。一直到2006年，傅家的后人才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批准了将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

2008年底，在司徒雷登的出生地杭州，他终于得以安息。尽管“回家”的地点，并非他最期望的燕园，尽管昔日的燕京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但这所只存在了33年的大学，为文明所增添的辉煌，历史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