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WTO时代的中国：尚未实现的光荣与梦想

2010-02-21 04:13:11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历经15年漫长而艰难的谈判后，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跨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门槛。如果说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处在“狼来了”的犹疑和恐惧中，那么时隔8年后，“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成为中国影响力的最传神概括。如今，中国已深深地嵌入世界之中，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尤其是在全球经历金融危机的浩劫时，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越来越举足轻重。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在美国国会上特别指出，中国的“国际信心和活跃程度与日俱增”。一名驻北京的美国跨国公司高管也从微观的体验得出了结论：“中国现在真是非常自信，他们觉得‘不管怎样，所有人都会继续愿意与我们做生意，因为我们是中国’。”

无疑，中国给世界带来奇迹，但中国人更关注“入世给中国带来什么”，这是每到入世周年时，旧瓶装新酒式的追问，尽管答案必将因充满争议而让人追问继续，我们也不妨从最基本处探寻。

规则之变：“开放倒逼改革”

日前，中国进一步降低了鲜草莓等六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按照入世时的承诺，中国的平均关税要降到9%左右。2001年，中国刚入世时的平均关税为15.3%，2010年的关税总水平为9.8%。

“中国对于世贸组织的承诺主要是关税和市场准入，现在所有国家都承认中国兑现了入世承诺，”原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部副主任何茂春说。在中国即将度过入世5年的过渡期时，WTO总干事拉米亦给出了较高的评价：“总的说来，中国的成绩是A+。”

不过，美国对中国的评价，有赞扬也有批评。2009年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中国入世以来的第8份年度报告。报告认为，在农产品方面，中国大体上满足了美国对于市场准入方面的期望，但在某些领域，中国仍未完全履行其重要承诺，中国在履行包括世贸核心原则在内的现行世贸承诺方面也存在很大问题。

中国兑现关税与市场准入承诺，可以说，这只是应对WTO挑战的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是，中国能否持之以恒，且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WTO所要求的市场经济规则。“老是琢磨入世带来什么好处，或者带来什么灾难是对WTO的一种误解。实际上，WTO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联合体，它要求所有国家都要实行市场经济规则，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说。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WTO大多数成员国均否定WTO规则可以在国内直接适用，认为需要逐步转化为各成员国的国内法。凡是和WTO规则不一致的，就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在加入WTO前后的几年里，中国清理并修订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就达3000余部，使中国的贸易制度与WTO规则和中国所作承诺保持了一致。

分析人士认为，获得WTO成员国资格，意味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单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因此，入世使中国经济改革纳入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可预见的轨道。简单而言，对外开放时承诺的时间表，就是国内改革的时间表。用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中国需要第二代改革，即从简政放权走向法治规则，从优惠泛滥走向统一透明，WTO的推力与此方向相同。

2001年，在中国入世前夕举办的“诺贝尔经济论坛(北京)”上，“开放倒逼改革”开始在坊间流传，中国对开放的诉求完成蜕变，加入WTO成了中国改革的新动力。

不过这毕竟是一条漫长而艰险的道路。当前，条块分割仍是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并没有因为多年的改革开放发生根本改变。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入世，但国内市场却没有完全整合起来，而且，部门之间的规定相互“打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文件规定。

“对外开放有余，对内开放不足”，是中国经济格局的一个鲜明反差。世贸组织研究会会长、较早从事世贸组织研究的权威专家薛荣久一语切中要害：“中国需要按照WTO的原则进行一次国内谈判。”

在经济学者赵晓看来，开放促进改革的设想并没有实现。2009年岁末，赵晓指出：“因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只要满足利益要求就够了，剩下其他的是不管的。所以看到国际资本长驱直入，国有资本越做越强，而民营资本越来越边缘化。民营企业本来希望借助WTO，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这样的想法完全落空。”

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也在最近指出：“由于我们WTO的承诺，使改革得以推进。但后来又发生变化，也可能有另外方面的问题，开放变成了改革的负担。正是由于国外市场大，出口增长快，造成了国内的增长方式难以发生转变。”

竞争之踵：未竟的反垄断大业

正如经济学家所说，没有任何力量，比竞争产生的能量更强大，维护自由、公平之竞争是WTO诸多规则的核心价值。中国加入WTO，则意味着主动融入全球竞争体系的端起。

“竞争”对中国则具有特别意味，传统的中国是一个“息争”社会。直至鸦片战争，中国被动地卷入了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丛林。新中国建立后，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一度又扼杀了竞争。从本质上而言，改革开放即是在经济领域重新引入了“竞争”。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在新的竞争规则中历练新生，“走出去”一度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其中既有TCL的教训，亦有联想的功绩。尤其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中国互联网企业创造了自己的光荣：从诞生的第一天就产权明晰、治理结构优良，且面向国际市场；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击败了各自的国际对手。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完胜场面。

确保发展的唯一途径是鼓励竞争和实现开放型经济，这已是今天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界共识，亦与WTO的竞争规则相一致。目前，尽管国际社会至今尚未就竞争政策与规则达成任何多边协议，但还是就一些基本原则取得了共识，包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自由化必须以公平竞争为基础，贸易自由与公平竞争应同步发展；各成员国的国内竞争法应遵守WTO基本原则，将WTO协议中有关的竞争规则作为修改、完善本国竞争法的依据，并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等原则纳人国内竞争法，使之与WTO规则一致。

入世5年后，中国的《反垄断法》终于在2007年8月30日获得通过。其意义，正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反垄断立法工作组专家成员黄勇所言：“从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需求来看，任何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市场经济都需要竞争规则，也需要竞争规则法制化。从这个意义来讲，《反垄断法》的出台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迈进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尽管这一市场经济的“宪法”已立，但如何推进与保护竞争，建立一套关于竞争的规则与秩序，仍然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待解课题。刚刚过去的2009年，这一课题又凸显在中国人的面前。

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大规模推出救市措施，在新一轮的资源分配中，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凭借行政性垄断资源，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狂飙性加强。“国进民退”正在重塑中国市场经济的竞争格局。尽管目前仍存在“国进民退”是“局部”还是“全面”的争议，但是无论是企业界，还是学界和公众，都在警惕这一危险的趋向。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受到这种危险的企业家，但是，他是第一个发出了旗帜鲜明看法的企业家：“创新来自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着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认为：“国有企业在经济领域的存在本身就是反竞争的行为……‘国进民退’是持久不了的，大型国企必须退出来，否则在全球化世界WTO规则不能得到永久性的允许，中国永远得不到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在中国入世刚过8周年不久，龙永图忧心忡忡地说：“99.9％的小企业没有得到贷款，没有得到支持，所以发展非常慢……解决中小企业必须解决对于民营企业怎么看的问题，中国入世已经过了8周年了，我认为我们解决最不好的问题，我们没有真正按照世贸组织的承诺，对所有的企业给予完全平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