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之光:大师满天飞就贬值了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09-12-10 00:34:21
  • 2009年12月12日至20日,杨之光从艺从教六十周年回顾暨“杨之光美术中心”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展示杨之光的主要人物画作品,第二部分则展示“杨之光美术中心”的教学成果。展览期间还举办有研讨会。研讨会参加者均为国内外艺术研究学者与少儿艺术教育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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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之光
    先生家简朴清雅,那里的每一次闲谈总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品赏好画好字好茶之余,杨之光先生脱口而出的妙句让人受益匪浅。“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是他的座右铭,“大师自古是通才”是他从艺数十年的肺腑之言。

    杨之光先生是画家,更是教育家。如今,他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杨之光美术中心的发展上。回忆当年的老师李健、高剑父、徐悲鸿、蒋兆和,他总充满温情,而谈到自己关爱的后辈林墉、陈振国、陈永锵、方楚雄,也有欣慰之感。艺术传承始终是他最牵挂的事。

    年近八十,神采奕奕,思路清晰,杨之光先生依然关注人间的一草一木。多少年来,他时有义举,十几年前就捐出了价值过亿的千余幅作品。而提起“大师”之说,他笑着解释:“现在很多人为了名利,不惜手段,自己封自己是大师。大师满天飞,大师就贬值了。艺术艺术,我们是搞艺不搞术。我相信历史会有它的答案,因为艺术是历史的沉淀。”

    追求美是一生最大乐趣

    时代周报:你在艺术上的探索也是和新中国这六十年同步的。

    杨之光:对,梁江给我的新画册写了一篇序言,题目是《与祖国同行》。梁江的意思我理解,他是说我的画一步步地记录了共和国的脚印。我的创作没停过,差不多每十年就有一幅比较有分量的代表作,也算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而且我选择的题材也多是能够代表国家的比较重大关键的事件。从国画本身来说,我对此前没表现过的题材也进行了一些探索。这六十年我一直在有意识地进行艺术上的探索,没有停步。

    时代周报:你这一代和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正好遇上了1949年之后中国美术教育的新变化。你这一代正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培养的第一代。

    杨之光:也是幸运的一代。因为那个时候徐悲鸿先生还没有过世,他给了我一些关键性的指导。蒋兆和先生也没过世,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些中央美院第一届的学生很幸运,这些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再加上我们接受的很重要的教育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是在艺术技巧之外,给予我们艺术思想上的深刻指导。

    当时对我们有影响的还有很多优秀的俄罗斯作品。巡回画派的画家在世界上有地位,因为他们对生活靠得非常近。比如要塑造一个人物,就要从生活中挖掘很多素材。我接受了这种经验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画《毛主席在农讲所》最典型,一个人我要画出十来个形象进行挑选。这幅作品这次也会在北京展出,这次展览的特点是把我的创作和素材一起展出,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创作的严肃性。

    时代周报:在你的成长历程里,革命精神的影响有多大?

    杨之光: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可分。我觉得我对我的国家是特别热爱,从我的创作来讲,我没有表现丑的、悲哀的作品;从我的创作视角来看,也是以歌颂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作品为主,有点时代号角的意味。譬如说《雪夜送饭》,表现同志之间的友谊;《一辈子第一回》表现一个人翻身做主了,站起来了;《浴日图》表现军民关系,这些比较重要的关系我通过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表达,不是说教式的,是抒情的,能够让人接受。在生活当中只要发现充满感情的题材,我是抓住不放的,所以我一生当中抓住了很多这样看起来平凡,可是内涵比较深刻,很有意义的题材。当然,也可能有人说我是歌颂派、美化生活,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生活本身就应该是美的,我一直都是这个主张。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追求美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乐趣。当然现在画派很多,看法不同,有的对现实主义评价很高,有的对当代艺术评价很高,可是在我看来,画画很简单,你画你的,我画我的,各走各的路,谁也管不着谁。邓小平讲过一句话:画什么,怎么画,是画家自己的事情。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如果说改革开放给文艺界带来了思想解放,那么其中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六十年里作的画,除了有一幅是农讲所命题的历史画,其他都是我自己找的题材,自己的构思,并没有长官的意思在里头。

    造型要达到照相机水平

    时代周报:你读中央美院的那个年代,对祖国的未来、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杨之光:当然充满了信心,但是“文革”的时候失望了,那个时候简直不想活了,但那是例外。从总体来说,我对这个国家还是充满信心的。我举个例子,在我母亲家里藏着一些文物珍品,上海博物馆建馆的时候,我动员我母亲把西汉的铜壶捐献出来,壮大博物馆的藏品。我母亲同意了。到建美院的时候,美院白手起家,没有什么藏品,我又动员我母亲把明清的十二幅画,还有敦煌出土的两卷唐人写经都捐给美院。1990年我退休,到美国参加一年的研究工作,拿了绿卡,在美国生活了十年。后来我突然决定回广州,同时也把我的一千二百幅作品全部捐给国家。当时没有第二个人会把这么多幅画捐给国家,我这个举动在当时来说引起了一些震动,文化部因此颁给我一个“爱国义举”的奖状。那时我已经在美国了,可是还回来把画全部捐给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我对国家的感情都是用行动来表示的,不是空谈。比如学校里有什么困难,贫困学生比较多,再困难我也要捐几十万给他们。可以说我对学生的爱超过了其他。随便举个例子,方楚雄考研究生的时候没有名额,我去帮他争取,这是一个天才,不培养可惜了;陈永锵是和陈振国他们一届的研究生,这几个学生我都当作宝贝。后来陈永锵回到西樵山去当画家了。我女儿杨红是学画花鸟的,我让杨红去拜陈永锵为师,拜我的学生为师,还带了一瓶拜师酒去。我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亲切的,像亲朋好友一样。我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看到他们现在成为很有名的画家我感到很欣慰。

    时代周报:你的老师当年对你也是非常好的,这种精神传承了下来。

    杨之光:对,这种精神传承下来了。比如李健老师,他是大书法家,很爱护学生,我们对他也非常尊重,磕头拜师,每天给他磨墨。拜师学艺也是一种磨炼,看到老师那么刻苦,我也要那么刻苦,不怕困难。

    高剑父先生身上我也学到很多,我跟他学的时候他还很清贫,都是在春睡画院的园子里教我,他上课的地方是一个阁楼。爬上那个阁楼,里面黑乎乎的,这位老先生穿的背心浑身是洞,好一点的衣服都没有。我很感动。老师也比较爱护我,方式也是很奇怪的。他是用请学生帮他做一件事情的方式来培养学生。他跟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夫人刻一方图章?”我当然高兴得不得了,这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我给他刻了,他很满意,他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就是他对我的关心。

    时代周报:我仔细观看了你和靳尚谊先生的作品,他用油画的形式来画,造型能力非常强,也非常准确。

    杨之光:我觉得徐悲鸿老师对造型准确性的要求非常严格,已经接近甚至是超过科学的标准,他观察东西很准确。我觉得先要求准确是对的,夸张、变形是第二步才来考虑的事情。基本功首先要过硬,在我看来要达到照相机的水平。对所画对象水平线、垂直线的衡量,对每一个几何形体的衡量都应该像数学那么精确,可是很多人不走这条路。因为它艰苦,很少有人能走到底。我们这一代的幸运就在于接受了徐悲鸿先生的这种教育,得益一辈子。

    浮躁是一种严重的病态

    时代周报:后来你创造的这种“没骨法”,是对过去的突破。

    杨之光:对,应该说“没骨法”是我探索当中的一个亮点。“没骨法”的综合因素比较多,包含了几种基本功,花卉、书法、造型、色彩,色彩又包括中国色彩和西洋色彩,缺一不可。我还学过雕塑,学过版画,这些综合的因素对我很有利,除此以外还有画外功,比如戏剧、音乐这些我都学。对于戏剧来说,舞台的构图就是画画的构图,我画《毛主席在农讲所》的时候,一大堆人物形象构成的就是一个舞台,这些人物怎么摆,这是一个修养问题。音乐,我学过小提琴,虽然没拉好后来放弃了,可是我懂得音乐的规律,音乐跟舞蹈的关系很密切,这也是为什么我画舞蹈比较上手的原因之一。很多人画舞蹈画不好,虽然他们有技巧,可是他们不懂舞蹈。舞蹈的节奏、转折、动作、姿态,我都比较熟悉。这些就是画外功,是促使这幅画作完成的综合因素。

    时代周报:在历史上很有成就的大画家,他们除了绘画,其他功夫也是很到家的。像齐白石,他的诗、字、印各方面的功夫都很高妙。

    杨之光:我基本上走的也是他那条路,我也是诗词画印都能来的,我出过诗集。其实艺术的门类基本上是互通的。有些画作,我的脑海里还没出现画面,诗就已经想好了。举个例子,我到云南画五朵金花,在她们劳动的地方,我问:“金花在哪里呀?”云南的小姑娘哈哈大笑,她们说:“你别找啦!我们个个都是金花。”我当时马上就想到“金花朵朵今何在,遍及苍山洱海边”这两句诗,后来题在画上。

    时代周报:现在的很多画家都只是沉浸在画艺里,对其他的艺术没有一种通观性的学习,不免流于画匠。

    杨之光:对,有这个问题,还有浮躁。浮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种病态。做学问不能浮躁,而且不能有杂念,不能老想着名利地位。越是想着要一鸣惊人,越不能达到目的。自古以来的大学问家、大艺术家都有一个很好的经验—淡泊名利,耐于寂寞。这其实都是做人的道理,懂得怎么做人,画品也就上去了。所以说,还是先做人,做人该怎么做,每个人的态度不一样。有的人对名利太着急,我不是很赞成,这些事情越急越不行。

    时代周报:除了“没骨法”之外,你在艺术上还有哪些方面是展现自己特点的?

    杨之光:恐怕下一步展现“书法入画”的技巧会多一点,用书法的笔韵来处理我的画面。根据我年龄的特点,不能画得太细太累,不能放开了画,所以可能会走这条路。齐白石的晚年还能坚持画画,也是依靠这个手法。

    时代周报:按中国的传统来讲,其实是书画同源的。

    杨之光:更重要的是同理。因为平衡、节奏、韵味这些方面,书法的道理就是画画的道理,不能分割的。画里有书法的味道,书法里有画的味道,这都是很好的。

    准确本身就是一种美

    时代周报:在你的人生历程里,教学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杨之光:教学应该说是我的一个重点,我的重点不在创作。最近电视台采访我的几个学生,林墉、陈振国、陈永锵,他们都谈了一些心里话,陈永锵谈了我对他的一些影响,这些对我来说比评价我的一幅画重要多了。做一个老师不容易,不仅仅是要关心他们的画,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思想,甚至是恋爱,他们恋爱我都干预的。方楚雄跟林淑然谈恋爱的时候,我干预过的,因为当时学校考虑让方楚雄留校,但是当时学校不允许学生谈恋爱,我就把他们俩找过来,让他们转入地下,后来就过关了。对于这些事情老师也要关心的,帮一下。

    时代周报:后来办“杨之光美术中心”,也是你的教育思想的延续。

    杨之光:也是我教育生涯的延续。因为我没有力气再教大学生了,杨红刚好在搞少年儿童美术教育,我正好接上这个班。这个中心的成立能够体现我的理念,我以前提倡速写、摹写、写生,现在多了一项—联想,创意思维的发展,这是我新补充进去的。我现在做的就是一个基础的工程,从小就培养小朋友们的联想思维、创造思维,这是颠覆当前中小学美术教育的一个大动作。以前学画,都是临摹,老师怎么画,小孩子也怎么画,就像画太阳,只能是红的,可是小朋友说:“我画绿太阳可以吗?”这也有他的道理,也是一种突破。老师的指导思想很重要,鼓励小孩子做什么,他们就会往那个方向发展。

    时代周报:现在整个艺术界呈现出多元的状态,思想上也是如此,不像你那个时代思想那么单纯了。你跟当前的艺术家接触多吗?

    杨之光:不多。我觉得现在的教学质量到了这个阶段,应该好好地总结以前,不能盲目创新,另搞新的一套,基本功也不要了,准确也不要了,可是往往准确就是美的。有的人说准确不好,太机械了。我画芭蕾舞就有这个体会,有时候不准就是不美。

    时代周报:现在许多不同意见的撞击,其实是有很多恩怨在里面。

    杨之光:刘海粟和徐悲鸿之间是历史的恩怨,是历史的问题,这些都是有证据的,可是我觉得也没必要把老账翻出来。这里面有历史原因,有时候一个人做一些事情是身不由己的,不要去计较,影响到现在团结的大好局面,这样不太好。吴冠中在很多场面攻击写实主义,甚至于说徐悲鸿把学生培养坏了,这说不过去的。不应该拿自己的理论去压别的画家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经验,我只会说向你学习你的经验,绝对不会学习你的缺点。

    实习生关晓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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