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加里•斯耐德:“诗人主要的工作是批判”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09-12-03 00:50:24
  • 据说,要到斯耐德的家,必须穿越一条汹涌的河,开车深入内华达山脉的丘陵地。站在他亲手用原木一块一块造好的日式房屋前,会被浩瀚的幽寂感震撼:高树蔽了有风的天;风无声地吹着树叶;唯一的声音是斯耐德的母鸡啄地和奔鼠在林间跑跳的声音。

    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了20年,而且没有电,直到太阳能的发现。

    而此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丽典阁里,他的对面坐着一排踊跃发问的记者。他不太像想象中的样子,不那么仙风道骨,还腆着肚子。面部大把花白的胡子非常醒目,使人忽略笑眯眯的眼睛。谈话间不时迸出幽默感。手指关节粗大,到底是崇尚体力劳动的人,“我喜欢和动物树木为伍工作”。

    他代表了美国年轻一代诗人在艺术和生活上对自由的追寻:年轻时到处流浪,既隐居在山间当森林火灾瞭望员,也干过水手,又在里德学院念人类学、在伯克利大学研读中日文化,后来去日本,在寺院中参禅学佛。

    斯耐德常自命为原野的代言人,他要把原野的声音,经由诗歌而让人听到,使大自然的权利受到人的尊重。

    他被认为是“跨掉一代”的代表,曾和凯鲁亚克生活过几个月,并成为他的书《达摩流浪者》中人物的原型。他获得过诗歌的多种荣誉和奖项,包括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波林根奖等。

    诗就是历史

    时代周报:你的诗背后都有故事吗?如果有的话,《给中国同志》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你在此诗中提到毛泽东,他也有一些诗词作品,请问你如何评价他的诗?

    加里·斯耐德:诗就是故事。诗就是历史。我曾经读过一本很有趣的英文书,关于长征的,很有启发。我就写了这首诗。毛泽东在长征时有一个九个袋子的包,每个袋子都装满中国的革命。很小的包,很大的革命,很有意思。我的一个朋友翻译了毛泽东所有的诗,我都读过。

    关于他的诗,毛泽东曾自己说过(1957年给《诗刊》的信),他能够写旧体诗,但他并不建议其他人也这么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点。当我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时,有个很棒的老师叫陈世骧,我跟他一起看唐诗。那时我学会阅读中国古诗,因为我会日语。所以我能够理解毛泽东当时写诗是想做什么。如果评价他的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诗写得算好的。

    时代周报:你觉得一个人能同时是一个真的诗人,又是一个政治家吗?

    加里·斯耐德:有时候可以。比如苏轼,罗马帝国也有一些例子。

    时代周报:当代的有没有呢?就是说,一个政治家,他的诗也是很好的,或者说他是一个诗人,但是从事政治也很成功的。

    加里·斯耐德:没有,但我知道有一些很糟糕的,或者有争议的。有一个诗人,他一生都是斯大林的信奉者,尽管我来自左派家庭,但是我们反对斯大林,所以我非常不喜欢他。他在政府工作时,是驻墨西哥大使,当托洛茨基被暗杀的时候,他可能也有参与。所以,你们在听历史故事,你们不想错过它,因为你们想记住它,你们想触碰这些历史—中国的历史,20世纪世界的历史,不要一直往前走而忘记了过去。

    从马克思主义到佛教

    时代周报:你也曾向往中国的革命,后来又转而学习东方禅宗,成为“大自然的代言人”。

    加里·斯耐德:你的问题,我必须澄清,我不是从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自然学起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我在华盛顿州的农场长大,我们卖牛奶和鸡蛋,照顾鸡是我的责任,有时候我也照看牛,当时是没有机器的。

    我父母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无神论者。但在文化上,他们认为星期天还是要去教堂。教堂离我们一公里,要走一个半小时。八九岁时,我6个月大的小牛死了,我就问教堂的牧师,小牛会不会去天堂,他说不会。我说,那我就退出啦,我的牛不上天堂,我才不来。

    当托洛茨基在苏联被审判后,我父母及其朋友就对苏联感到失望。但我父母也不是托派,因为他们知道,他也是一个凶手,杀了很多人。二战后,有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很多人对苏联感到失望,便觉得中国也许会好一点。当时消息不多,所以也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好几年,我对中国革命一直抱着开放的态度。但到大跃进时,我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误。

    之后,我在一本受欢迎的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佛教的文章,它说佛教最重要的伦理是必须尊重所有的生物,不去伤害它们。信仰佛教的人都很“奇怪”吧。几年前,英国发生疯牛病,成千上万头牛被宰杀了,我很关心这个事,就找了所有信佛的朋友,让他们一起来念经超度,我知道除了我没有人会这么做,英国人肯定是不会的。(笑声)我从小跟牛一起长大。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现在佛教徒不少,纽约的佛教徒从1989年开始,每一年都去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二战时很多犹太人被纳粹杀害的地方,在外面静坐。

    于是我就开始对佛教感兴趣。当时还有一种革命哲学,就是无政府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暴力的,一种是非暴力的。我和朋友们都对非暴力的感兴趣。19621963年,我还写过一篇文章,论佛教的无政府主义。我写过,一定要负责任,基本上那些还是可以的。

    后来,西方的市场和资本主义发展得很快,我开始关注环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它说所有的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但是,他们忽略了光合作用,所有的价值都是有机物创造的—通过把阳光转化成纤维或能吃的东西。所以我写了一首诗,我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植物,这首诗的题目是《革命中的革命中的革命》。这是我获得的正确的东西,我们仍然在这方面努力。所有的地方,苏联、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都一样忽略了如何使用环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谁能最快更正他们自己的行为?这个能在一个不算极权主义的政府下完成么?

    时代周报:艾伯特·戈尔(美国前副总统)在环保方面做得怎样?

    加里·斯耐德:戈尔是一个慢家伙,有点慢。我很欣赏他所做的一切,他做了很棒的工作。当他还是一个议员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这些真的都是必须做的。他是唯一好几年来看到这些问题并努力矫正的议员,当然,即使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解决之道。你知道,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戈尔是做得不错,但他做得太慢了。

    时代周报:如果人类完全不建设或者不介入自然,这算是环保吗?比如说不用电力,不用太阳能。你为什么会选择在原始森林里居住?

    加里·斯耐德:这不是选择,而是原来就不用选择。因为那里有更美好的东西,像树木、鲜花、野鹿、熊、 狐狸、野火鸡,还有数不清的鸟儿,1966年我买的那块地太棒了。

    时代周报:你以前可以忍受长时间的隐居生活,但现在,不用两年就会跟社会脱节,你怎么看?

    加里·斯耐德:我不同意。通过卫星、电脑、网络,我能从我住的地方与你交流。事实上,网络和电脑让生活在任何地方变成可能。联系生意、做生意,你再也不需要住在市中心。在美国,那些做高层次软件和电脑系统的专业人士,都是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被称为孤独的鹰。我现在也是孤独的鹰啊,哈哈。生态的生活方式,不是城市VS乡村的问题,而是每个人都必须注意到的问题。在城市有生态的生活方式,在乡村也有不生态的生活方式。所以,所有被称为绿色经济的事情都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去发展。现在,你可以开始在城市,过一些比较生态的生活方式,像关掉电灯,特别是在晚上。 在大城市晚上照明耗电非常多,而且灯光会变成黄色的烟尘浮在空中。其次,我们需要更多自行车道、人行道,这样就不需要搭公共汽车或是火车。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做一些改变,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虽然我们在个人生活上可以为环保做一些改变,但是整个工业系统的污染才更严重。

    不要只看到诗歌的美

    时代周报:你曾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beat)的一员,你有什么想法?

    加里·斯耐德:确切来说,Beat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历史的称呼了,它不应该被那样对待。在诗歌上,Beat这个名词是用于一种特定的写作。不少人把我和Beat放在一起,我们在写作方式上很不同。

    时代周报:我所生活的当代中国,是难以寻觅诗意的地方,你能说说在哪些方面出错了吗?

     加里·斯耐德:我不相信诗会消失。每个地方都有人在写诗,也有人在写不好的诗。诗不是只是美。西方的诗歌一直都跟政治有很直接的关系,有进取性的,有批判性的。这几百年来,欧洲不少诗人认为诗人的主要工作是批判社会。中国诗歌传统很有批判现实的深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现在不少人只看到它的美。所以新一代的诗人应该开始练习一种新的写法,也许是有忌讳的。

    时代周报:你是怎么受到唐代僧侣诗人寒山的影响?

    加里·斯耐德:我没有受寒山太多的影响,我只是翻译了他的诗歌而已。

    时代周报:你翻译了一些中国古诗,我们知道,因为翻译的障碍,阻碍了中国古诗的传播。你对此怎么看,会不会考虑到古诗意思、意境丢失的问题?

    加里·斯耐德:中国古诗更加音乐化,更有节奏感。你通常都能够翻译一本小说,你甚至都能翻译一个图像。但对于诗歌,翻译时容易失去音乐感,你不能简单地重新生产它,但也不是说不去翻译它。我带来了一个例子以防万一,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在翻译中国诗的时候,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尽量按照中国诗里的节奏、音乐去翻译的。找相对应的英语的重音节来表现。比如这首,张继的《枫桥夜泊》有4行,5个节奏,我会找5个相对应的重音词汇对应。我是照着这种音乐感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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