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媒体要面对全世界华人”

几天后，我来到中央研究院钱永祥的研究室，两人坐拥书城，细道学思历程。钱永祥先生1949年8月出生于兰州，六天后随家离开，辗转至台湾。父母都是蒙古人，平常讲蒙古话，但没有教钱永祥。作为外省人，钱永祥讲一口接近东北口音的国语。

全球保钓运动波及台湾

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是二十年前，你们进来就拉去枪毙了。”

时代周报：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你受到国民党逮捕的事件是怎么回事？

钱永祥：我们在大三的时候开始介入保钓运动，当时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历史上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可是当时台湾对美国、日本没有什么发言的能力，所以畏畏缩缩的。开始是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反应很强烈，影响到了台湾的学生。台湾的学生开始贴大字报、开座谈会。校园内的镇压很大，不准有政治性的表达，不准有校际的接触。那时校园气氛很不稳定，1973年初当局就把我们一些人逮捕了，包括我、王晓波、陈鼓应，还有两三个人。

时代周报：在监狱里待了多久？

钱永祥：一个礼拜。

时代周报：在里面做什么？

钱永祥：写自白书。写完一份再写一份。那个年代已经没有上世纪50年代那么恐怖了。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是二十年前，你们进来就拉去枪毙了。”我不知道是吓我的还是真话。

时代周报：当年白色恐怖在台湾有什么样的背景？

钱永祥：不仅台湾，整个世界都有白色恐怖。“二战”之后冷战局势开始出现，是因为左派势力扩张得很厉害。尤其是对美国人而言，“失去”中国大陆，是很大的打击，所以在韩国、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有镇压左派的举动。国民党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内部也被渗透得很厉害，所以在台湾是风声鹤唳。这些年我接触过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是知识分子，很体面，但以前也动辄坐过十年的牢，就是因为莫名其妙的牵连。

时代周报：你虽然坐过一个礼拜的牢，但在大学时代感受到的气氛，已经没有那么厉害了？

钱永祥：我个人也是吓个半死。那个年代做一些反政府的事情，对政府采取批判态度，同情左派，在台湾是犯了大忌，没什么人会同情你，所以会觉得很害怕。但如果有个很大的社会运动在支持你，政府抓你，你是不会害怕的，这就是差别。后来那些档案记录给我出国带来很多麻烦。

台湾的思想史基本上是刊物史

南方朔说现在台湾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因为大家不愿意当，而是没有这样的平台。

时代周报：南方朔说，是他最先在台湾提出来“公共知识分子”的，南港中央研究院里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钱永祥。

钱永祥：整体来说，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比不上美国。差别在哪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刊物，台湾十年以来已经没有一本知识分子的刊物可言了。中国大陆如《读书》之类的很多，立场、性质、作者、对象有不同，大陆是有知识分子刊物的。我所谓的知识分子刊物跟学者、新闻的刊物要分开。社会肯定需要学者的刊物，就是学报，但是社会不会看这种东西。在西方国家有学者、知识分子写给社会大众看的刊物。我觉得台湾没有这样的刊物。

时代周报：我来了台湾也觉得奇怪，在香港还可以找到像《明报月刊》这样的刊物，台湾就没有。

钱永祥：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要认真去面对的问题。一个社会没有这种刊物会有什么后果？学者变得没有责任感，社会则没有长远的眼界。学者没什么了不起的，学者是因为学术训练，对事情有距离，使他具有长远的眼界。社会上的人有很多眼前的问题要处理，所以眼界近一点。如果社会有这种刊物，大众看后对每一个问题来龙去脉就有长远的观点，社会就会成熟点。另一方面，学者不是在书斋里念自己的书说自己的话，念的东西是跟社会有机关联、互动的。你讲的东西对不对，有没有意义，多多少少能从社会里面所发生的作用来判断。社会没有这种刊物，对学者是个损失。

时代周报：很奇怪，台湾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像殷海光这批人在做《自由中国》，现在反倒没有了。

钱永祥：台湾战后的思想史，基本上是一个刊物史。《自由中国》是自由派的，《民主评论》是新儒家的，接着是《文星》杂志、《大学》杂志，然后是《中国论坛》以及众多党外杂志。社会有一个有活力的公共论坛，大家发表意见、讲问题。社会上为了生活忙碌的人，晚上回家会看你写的东西，他也想一些社会的公共议题。南方朔说现在台湾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因为大家不愿意当，而是没有这样的平台。

时代周报：现在你主编的《思想》刊物的情况是怎样的？

钱永祥： 1988年，我跟林载爵先生办过一个刊物叫《思想》，只出了一期。是台湾最短命的刊物之一。到2006年，一直主持联经出版公司的林载爵先生几次跟我说：我们把这个弄起来吧。想好了，台湾人力应该够了，这次没用翻译，全是读中文的作者自己写的。不仅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第一是要一份公共式的刊物，高度的分析讨论，面对社会真实的问题。第二是我有个野心，办一份华人知识分子的刊物。中文是一种国际语言，全世界使用中文的人太多了。可除了《亚洲周刊》，没一份媒体是面向全世界华人的，基本上是这份报纸是大陆的，这份刊物是香港的，那个电台是台湾的，我想打破这个状况。大陆六十年的发展，台湾六十年的发展，香港曾经是殖民地，马来西亚华人只占四分之一，新加坡现在独立，还有很多人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把这些人的经验拿来不是很好吗？所以，第一个是在台湾本地搞一个公共论坛的刊物，很严肃地讨论思想问题的刊物。第二个是华人的刊物，这部分做得很不够。我比较熟的是中国大陆，港澳不熟，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没去过。

对话时不能和稀泥

“我欢迎你有不同的想法，但对你的想法毫无兴趣。”这不是多元的做法。

时代周报：在上世纪80年代，大家对蒋经国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钱永祥：蒋经国去世20年了，大家回想起来，对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才看得比较清楚。我个人也是这样看，国民党在台湾六十年的功过，哪些政策是对的，把它挑出来。不是为了捧国民党，而是肯定这些东西是社会应该实现的理想，这对我们的社会的进步是很好的经验。比方说，第一个，台湾没有受到战争的侵害，这怎么看都是一个功劳，任何社会战乱都是不好的事情。第二个，经济发展，不能说国民党对经济发展没有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第三个，教育普及，这是了不起的。我常说，国民党在台湾做了一百件坏事，但教育普及应该加分。国民党当初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不见得当初是为了做好事，但一个社会，教育水平提高，社会就会进步。第四个，政治上有镇压，但不是摧毁性的，不是把一整代人消灭掉。长远来说，国民党在台湾，有些还是可以肯定的。

时代周报：蒋经国当年开放党禁报禁的影响有多大？

钱永祥：后来几年国民党的统治意志在衰退。举个例子，党外运动的时候，出了很多党外杂志，国民党要去没收。“你印了几本？”“印了五千本。”“那你拿一千五百本给我去交差。”从这里可以看出，形势已不是以前那样了。以前的话是要统统拿走。然后台湾民众可以到大陆探亲。报纸方面可以解除禁忌。

时代周报：蒋经国之后，台湾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你如何理解社会展现出来的多元景象？

钱永祥：台湾算不算多元的社会？表面看是。我对多元的感觉是，一个人面对一个跟他想法不一样的人时，第一个义务是要尊重他的想法，可这是废话。你要尊重这个人，但面对他的想法你要有判断力。你说：“我欢迎你有不同的想法，但对你的想法毫无兴趣。”这不是多元的做法。台湾现在是各家有各家的想法，可是没人去检讨这个想法对不对，为什么不对。没有一个中间的讨论的园地、平台。比如说，现在两岸关系是引起很多争论的问题，有人在讨论两岸关系吗？各说各的，我根本不理你，只要你是那个想法，我就给你戴个帽子。这不叫多元，这叫分散。多元是知道对方有个不同的想法，认真看待对方的想法。多元是要对话，对话时不能和稀泥。

实习生李卓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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