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永祥:学者的责任是提供长远眼界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09-11-11 22:01:24
  • “在我们社会,流得最多的血是动物的血。我觉得一个社会容许这么多动物受折磨,一定有问题。”

    钱永祥先生第一次见面约在台北紫藤庐,甫一坐定,先生就带我到一张照片前,指点一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饮茶时,先生介绍店主周渝家学渊源,紫藤庐是台北文化人聚会点。当晚,先生请我到家中饮酒,一瓶红酒喝完了,再开威士忌,酒酣耳热之时,笑谈两岸江山。

    殷海光有爱憎分明的魅力

    先生的太太王丽美是《联合报》副总主笔兼副总编辑,夫妇未生小孩,视家中猫咪为小宝宝。王丽美女士说,二十年来,夫妇不曾同行远游,因为必须留一个人在家里照顾猫咪。先生举杯道:“我的生活有一部分就是照顾家里的老猫。猫在家里的位置很重要,不是一个家具,而是一个成员。”

    钱永祥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中级干部。1965年,钱永祥入读台湾最好的男子高中—建国中学。学校附近就是牯岭街,有很多旧书摊,钱永祥会买一些鲁迅、巴金、老舍的著作,当年的书价对中学生而言是天价。

    1968年,钱永祥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此时殷海光已经不能教书了,钱永祥由几个学长带领,到过殷海光家一次,一年后殷海光便去世了。在台大,钱永祥发现殷海光影响了哲学系一大批年轻的老师。“先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爱憎分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很难碰到这样一位有性格的老师。学问方面,先生主要介绍逻辑实证论。在当时的台湾,逻辑实证论具有革命意义。现在回首这套哲学肯定现代化、科学、民主,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在上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心目中,国民党是非常保守、腐朽的政权。先生是威权时代自由主义的代表,这大概一直影响到1985年。在1975年到1985年台湾民主运动中,先生的影响很重要。在落后的地方,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感召力比他的知识、理论感召力更大。”上世纪90年代初,殷海光基金会成立后,钱永祥先任执行长,后任董事长,至今仍然担任董事。

    流得最多的是动物的血

    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钱永祥曾因积极参加保钓运动而入狱一周。1975年,钱永祥到英国利兹大学留学,一读就是七年。钱永祥读了许多在台湾无法接触到的书籍,对马克思、黑格尔和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有较深的研究。钱永祥课余勤工俭学送报纸。197610月的某一天,他打开报纸一看:“四人帮”被捕!他猛地坐在路边:“怎么回事啊?我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昨是今非地转变这么剧烈。我没有能力去判断。”

    1982年,钱永祥从英国回到台湾,任职中央研究院。除了从事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钱永祥也乐于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希望为台湾思想界打开新的窗户。他不甘于做书斋式的学者,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被称为南港的公共知识分子。由他主编的《思想》,力求突破台湾学界的局限。

    钱永祥十分关心动物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在做动物伦理学的研究。他说:“在我们社会,流得最多的血是动物的血。我觉得一个社会容许这么多动物受折磨,一定有问题。台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流浪狗的问题很严重,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常会见到狗的尸体。后来我参加了帮助流浪动物的团体,翻译《动物解放》,写文章呼吁保护动物。我是从西方学来的,人对待动物的方式也有是非对错可言,这是伦理学的问题。”

    逃避到英文小说里

    1996年,钱永祥第一次到山东曲阜开会,心情很紧张,怕看到太令人难过的场面,结果,山东人挺让人舒服的,这才常有大陆之行。作为旁观者,钱永祥对大陆抱持着一般台湾人少有的热忱:“大陆是很复杂的:有最先进的太空科技,有最落后的山沟农村,作为外人很难理解。这几年我跟大陆朋友见面总想到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强国?大陆的朋友不晓得周围的地方已经充满了疑惑。我希望大陆的知识分子里面觉得自己开明的人,对中国的前途,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要有开明的想法。”对《中国不高兴》一书,钱永祥说:“一听书名就觉得很可笑,像是小孩子耍性子,我不会买。”

    谈到最近的研究课题,钱永祥说:“我手上有两个问题很想做,第一个是自由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自由主义跟左派思想的关系;第二个是为什么要坚持普世主义。我在英国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了解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直关注自由主义。日本和德国都曾经有强烈反普世主义的传统,结局最为悲惨。我想说明普世主义在什么意义下是一个正确的东西,普世主义为什么不等于西方霸权。”

    钱永祥平时的消遣是读英文畅销小说:“我家积了一大堆英文小说。我每天都看这种一本可以卖几百万册的小说,就像很多人喜欢看好莱坞电影一样。大概是逃避吧,因为很脱离现实。我不太看中文小说,英文小说就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技巧很高明,内容乏善可陈,看这种书不太费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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