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
2007年,纽约的秋天让人心醉。我住在哥伦比亚大学边上,步行到
我早就听说
约一刻钟后,唐德刚穿着睡袍,双手扶着助行器,步履艰难地从睡房出来。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不好意思,人老啦,走得慢……”竟是乡音未改,我仔细聆听,只能听懂他大半的安徽口音。
胡适的“私淑弟子”
唐德刚生逢其时,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1948年赴美留学,1949年中国巨变。纽约是一个大码头,从中国涌到纽约的党政军学各界民国要人,如过江之鲫。这些昔日呼风唤雨、名震一时的人物,几成纽约的难民,心境之落寞可以想象。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唐德刚,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访问了这些风云人物。
唐德刚与胡适初识,始于哥伦比亚大学两百周年纪念之时。胡适斯时正在纽约八十一街做寓公,那是他一生中最清闲而又最寂寞的时候。胡适有三大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唐德刚既是安徽老乡,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自然让胡适倍感亲切。“
我问
有时候唐家请客,唐德刚给胡适打电话:“
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自然对“口述历史”(Oral History)颇感兴趣。可是口述历史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访问录音固然要花工夫,而录音后的回放、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何其麻烦!胡适试了一下,便说口述历史是一个专业工作,非职业难以应付。为了自己的口述自传,胡适向唐德刚叹息道:“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
恰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获福特基金会资助,唐德刚便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1957年初冬,唐德刚携了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到胡府,开始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不意常受到访客的打扰。此时胡适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已公布,更是事务繁多。为使口述工作顺利进行,唐德刚征得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适到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胡适带着唐德刚几乎吃遍了纽约东城的小馆子。唐德刚回忆:“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
唐德刚根据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撰录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后应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之嘱,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短序”,不意下笔千里,自成十几万字的《胡适杂忆》一书。
《胡适口述自传》的出彩之处,在于唐德刚的“注”。有时一条“注”便是一篇妙文,读来不免有“离题万里”之叹,却禁不住笑出声来。而读《胡适杂忆》,如见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老一少相对闲聊的情景。
《胡适杂忆》虽然有趣,却有可商榷之处。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起初看到这一段话时,我并不在意,写过《在春风里》的
当年胡适说:“德刚是我的学生。”唐德刚说:“我没有上过您的课。”胡适说:“私淑弟子。”相信在天堂之上,慈祥的老师胡适和俏皮的学生唐德刚重逢,依然相见甚欢。
李宗仁的“忘年之交”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只有两个全职研究员:唐德刚和夏连荫(Julie How)。夏连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1958年春夏之交,胡适决定出掌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李宗仁才应邀参加口述历史。
我问
我又问:“
从1958年到1965年,唐德刚成了李家的常客。据唐德刚记录,共在李家吃了168顿饭。
七年之间,唐德刚和李宗仁变成了“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
在口述历史工作中,唐德刚不时遇上麻烦。李宗仁曾贵为代总统,自视一生了解天下大势。唐德刚不得不劝他回忆自己在护国军当排长的时候,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这时李宗仁心里不服,唐德刚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当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大谈“二战”国际局势时,唐德刚客气地问:“德公,您这些国际情报,是从哪里来的呢?”“听孙科说的。”唐德刚又问:“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又补充一句:“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李宗仁这才若有所悟:“抽掉,抽掉!”
唐德刚和李宗仁七年的合作,完成了大部头的一中一英回忆录,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
口述历史不是“我讲你写”
当唐德刚忙于李宗仁的口述历史时,哥伦比亚大学也意欲访问顾维钧。唐德刚挤不出时间,哥大便让夏连荫去访问顾维钧。不想刚写到辛亥革命,夏连荫感到工作量太大,不想干了,便由唐德刚接手。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中从1912年一直到顾维钧就任驻英大使。这二十多年实际上是顾维钧一生中最精彩、最重要的时期。
唐德刚回忆,顾维钧因是职业外交官出身,对任何人都文质彬彬,保持一段礼貌上的距离,不像胡适和李宗仁待他如子侄。不过,顾维钧对唐德刚颇为欣赏,听从他的建议,将自己的37箱档案材料捐给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材料也是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重要参考。
唐德刚撰写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三部足以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数十年来,稳坐华人世界口述历史的第一把交椅。
树大招风,唐德刚70岁时,便引来了张学良口述的小风波。1990年1月,张学良第一次约见唐德刚,提出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张学良和其他外行人一样,以为写本回忆录“我讲你写”就成了,但唐德刚告诉张学良:“(这)至少要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10万、20万的基金。”
后来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虽然冠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但唐德刚自知这本书无法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相提并论。晚年的唐德刚也只以《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一文,略道其始末,告知世人真正“口述历史”之不易。事实上,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是他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替李宗仁写口述历史,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为李宗仁口述。“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唐德刚曾自述。
大凡成大事者,“苦功”之外,有时不得不相信“机遇”之妙。上世纪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若干年后,唐德刚有幸面见“校长”蒋介石,也幻想提着个录音机去找老校长谈话。这虽然太不切实际,却正是一个历史学家使命的自然流露。
以受访者而言,能遇上像唐德刚这样的访问者,也是幸运的。“我跟李宗仁在一起,他开口就巴结:‘德刚兄,认识你,好命!’”
当我请教对民国史人物的观感时,
走出“历史三峡”
纵观唐德刚一生,三部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均完成于壮年。但其早期文学创作也占有相当分量。三十多岁的《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中,《梅兰芳传稿》是典型的“传记文学”,其余均是文学作品。五十多岁从美国回中国访问时,所见所闻令唐德刚感慨万千,他禁不住写起小说来,不想一发而不可收,成了六十万字的小说《战争与爱情》,笑称“也是口述历史”。散篇文章结集的《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二书,才情盎然。在史学研究上,唐德刚的重要著作《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的写法,与主流史学界的表述方法大异其趣,极尽亦庄亦谐之能事,议论纵横古今中外。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朋友谈到他
“历史三峡”之说,唐德刚谈过多次,他在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刊于《明报月刊》1999年5月号)中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政治制度要
在访问他时,我专门请教了“历史三峡”一说。
也许,学人所见略同。
李慎之、唐德刚、周有光不约而同地描绘着一个相近的时间表,何尝不是希望的投射?一百多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家国多难,民生多艰,无论身处海内海外,无不祈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愿斯人天堂安息,历史江河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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