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企重组，国富民强才是目的

2009-10-22 08:53:51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为重拳治理“官煤勾结”现象，山西高层决定加快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以“国退民进”治理腐败。大大小小的民营煤矿被兼并后变成了成国有企业。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官煤勾结”、“矿难多发”这两大顽疾怎样才能有效除根，是牵动上下关注的核心问题。——编者按

煤企兼并能阻矿难吗

王晓林

近日有报道称，为重拳治理“官煤勾结”现象，山西高层决定加快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以“国进民退”的方式治理腐败。

山西煤矿大重组，目的之一是想通过一刀切的方式把地方官员甚至地方财政的钱袋子收回手中。因为从个人计，办个小煤窑层层审批，绝对是利益输送创造官员财富的最佳路径，对地方政府言，难得的不用上缴的煤炭发展基金是绝无仅有的财政小金库，利字当头乱麻难理，省政府干脆让这些人断了念想，不要博弈，直接Game Over。

虽然我们理解官员不想让煤矿继续扮演官员杀手的决心，但从长远计国进民退显然也是困难重重，且不论与民企间的契约精神、法治理念，即便是国企与生俱来的低效率也无法保证山西煤炭一如既往地有价格竞争力，例如现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已经流行去澳大利亚买便宜煤了。

但煤矿归公的最好处，就是为减少监控的交易成本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

看过电影《盲井》的人多会记得这一幕，小煤矿老板面对以矿难受害人家属身份的勒索者第一反应是不报官，因为政府来了人会“敲”得更多。正是因为所有的小煤窑实际都是以特许成立的形式存在的，每一家小煤窑都会为当地的县乡政府带来大量交易成本，加之政策的随机性使得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极不稳定，不得不随着政治导向、官员任免、官员意志变化而变化，如此这般，只顾眼前速战速决当然是煤老板所能做的最佳解决方案。

也正基于此，将资源掌控于国企或公众型企业乃是各国主流选择，有兴趣者不妨翻一下以保护国企限制民企为原则的我国现行矿产资源法，就会明白，煤老板们今天的结局早已命中注定，无论是小吏还是小老板，不过都是些火中取栗者罢了。

所以，即便世间再无煤老板，也不意味矿难自此就会减少，可以说煤矿归公只是减少矿难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纵观山西境内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矿难事故，发生在国企大矿的屡见不鲜。

山西煤矿治理之乱，祸根不在于姓国姓民，实在是因监管技术的有意识的付之阙如。

如何破解此技术难题，我不妨抄别人一段言，“其（公司）之难，在于未尝有统一之法律以资准据，未尝有完全之办法以为监督。”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一百多年前，面对官督商办公司的经营混乱局面，有智者向慈禧老佛爷申请起草《公司法》的奏折里说的。

说到这里，终于可以点题，倘若山西国企真正完成向现代公司治理的转身，那么，煤老板们的消失才会像《集结号》中所称的，每一个牺牲都将永垂不朽。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国富民强才是共同目标

萧三匝

近两年来，“国进民退”似乎正在成为一股潮流，而刚刚袭来的巨浪来自山西。山西省政府明确提出，要以国有大矿来重组民营煤矿。

“国进民退”何以竟成潮流？有人说，国有企业听话呀，在走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府调控国有企业如臂使指，调控目标容易实现。当然，这不是官方的说法，官方根本没有说法。为什么官方没有为“国进民退”提供理论论证？我想不外乎两点：一是不承认存在“国进民退”的事实；二是不能为“国进民退”找到足以服人的理论。

让人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人为“国进民退”立牌坊了。就在山西省宣布煤炭行业大重组决定的时候，该省社科院就出笼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以“国进民退”为特色的山西煤炭大重组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官商腐败、矿难多发”两大痼疾。因此，只要存在道德优越感，民营煤矿就必须卖给国有煤矿，煤老板就不得不滚蛋。

官商腐败、矿难多发真是民营煤老板惹的祸吗？煤炭国营就能根治官商腐败、矿难多发的局面吗？果真如此，在煤老板出现之前的那些年里，是否就没有官商腐败和矿难？在煤老板诞生之后的这些年里，国有煤矿是否和官员之间就不存在利益输送？国有煤矿的事故率是否就比民营煤矿低呢？再者，难道除了国有化，政府就没有办法治理官商腐败和矿难多发的痼疾吗？内蒙古并没有打算对煤炭行业进行国有化重组，难道内蒙古煤炭行业的官商腐败和矿难多发现象就将长期存在？堂堂山西省社科院的立论如此没有逻辑，实在让人拍案惊奇。

更为关键的是，煤老板们采矿大都是证照齐全的，这些证照都是往届政府颁发的。山西省政府一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本届政府怎么可以如此轻率推翻往届政府的政策，何况这些政策带有与人民订立契约的性质！在和平建设时期，在《物权法》已经生效的今天，如果公民的私有产权不能得到合法保护，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经济改革的下一步将走向何方？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又将如何保持？

纵观中外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单纯依靠发展国有经济持续强盛的，形形色色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运动最终都必然走向失败。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就算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也是糊涂至极。

遥想当年，郎咸平单挑“国退民进”，内地经济学家们选择了集体沉默，因为他们不屑于和郎咸平一般见识，他们坚信产权制度的确立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基石。现如今，“国进民退”来了，内地经济学家们与煤老板一样又选择了集体沉默。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央的政策是支持与保护的。面对“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这两个问题，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竞争领域里民营企业做得好，国有企业该退就退，该破就破；如果国有企业确实做得比民营企业好，你不让他发展也不合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时评家

谁进谁退都不能“包办”

毕诗成

对于山西煤炭业兼并重组，大家忧虑的是“国进民退”。但结合此前吉林通钢“民进国退”的惨剧，谁进谁退似乎还不是本质问题，本质在于：怎么进怎么退？是市场规则主导，还是政府大手包办？如果是霸王硬上弓，权力硬做主，这种“包办婚姻”不管把谁逼成“小媳妇”，都难免让人心中打鼓，满腹狐疑。“出发点是好的”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归宿点是糟的”也常常成为某种宿命。

国人屡屡陷入非左即右的窠臼。今天，大家都说让国有煤矿主导兼并、中小煤矿彻底退出如何如何好，节约资源、减少腐败、提升安全……我想问的是，大家还记得当初搞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描述国有企业的“坏”吗？工地悲剧、国资流失、效率低下、腐败横生……靠什么相信我们不会回到原来那个“问题山”上？此次“国进民退”据说要解决官煤勾结、矿难多发两大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很难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国有化就是最佳“药方”。乐观与突进，更像是想象出的花朵。

包办婚姻的特点是家长主导拉郎配，新人很遭罪；权力经济的特点是政府主导拉郎配，企业很遭罪。包办婚姻也有幸福结局的，那是建立在大多数不幸基础之上的；企业重组也一样，以往教训俯拾皆是。重组还没开锣，“组建三个亿吨级、四个五千万吨级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的设计已经做好，但如此设计怎么看怎么像计划经济。这边厢，“国进民退”猛力推进；那边厢，指定主体、指定区域、指定方式、规定时间的兼并重组严重透支着当地的投资环境，“永远不敢来山西投资了”，就是市场的作答。权力经济的“优势”是政府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说搞“资源有偿、明晰产权”，就把你招来；明天说要“兼并重组、优化资源”，就把你撵走。天底下可有此种方式而成功的经济发展？

光讲“煤老板”的坏处，当然几箩筐也装不完。减少污染、减少血煤、减少腐败的说辞，的确很有诱惑力，但实现美好目标的路径，是否只有简单的、粗暴的、一刀切的国有化一种？为了一缕新鲜空气打开一扇窗，是否一定要随手关上两扇门？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我们的官员应该学会用市场的方法实现社会管理。兼并重组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但姓“资”姓“社”不是要害，性“良”性“劣”方是根本，政府官员不能依然如此迷信“姓氏”。怎样通过监管，淘汰官煤勾结、事故频发的劣质煤矿；怎样通过引导，鼓励有资质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都需要徐徐图之，而非一刀切之，靠经济主体的变更解决政治领域的腐败与公共治理领域的监管，未免有些一厢情愿，而任何的刚愎自用，到头来都可能沦为一场“折腾”。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说：“国进民退”和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背道而驰，需要尽快地停止这一趋势。笔者则认为，真正背道而驰的，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法”—政府应该做的不在经济之内，不在市场里，而是经济和市场之外的法治建设，这是3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但事实表明，有些政府对于经济的指挥意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开始增强。既当裁判又要踢球，焉能不搞坏市场秩序？有“煤老板”将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摘录下来随身携带，“我们必须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打破垄断和限制，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改革，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在基层的现实当中，他们面对与此相反的做派，却只能无力，只能假装鼓掌，被动“欢迎”。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青年时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