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排是否是西方的阴谋

2009-10-16 20:18:54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在9月9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组织的“从京都到哥本哈根:全球编辑论坛”开幕式上,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发出“我们一起沉浮”的呼吁,警告各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减排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要与地球命运共沉浮,任务仍然艰巨。

99日晚上,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欧盟主席巴罗佐以及主办方丹麦首相拉斯莫森,一个接一个地发起了动员,总归一个主题“时不我待”。现在离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不足两个月,而尚有不少分歧需要弥合。

时不我待

安南警告说:“时间快用完了,没有理由不行动。”他介绍说,今年早些时候,全球2500名科学家警示如果延续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那么世界将滑向气候灾难的边缘。仅以去年为例,就有超过2000万人因各种气候灾难被迫迁徙,而这个数字还会增加。

巴罗佐则毫不掩饰他的焦虑,他说,“尽管我们最近在纽约、匹斯堡以及曼谷都进行着努力,但从现阶段的谈判来看,我们已经危险地接近僵局。”

拉斯莫森相对而言表现出了更多的“乐观”。他介绍说在近段时间他会见了包括美国、印度、南非、日本、巴西以及欧盟多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得出了三个印象:第一,政治承诺和紧急感均在;第二,都表达了达成年底协议的紧迫性;第三,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目标上,有广泛的共识。

不过,拉斯莫森也承认,在未来不足两个月的日子里,还有不少障碍需要克服:“但是我告诉你们,许多国家正在磋商,试图解决这些困难,达成共识。我们打过和接听过大量的电话,反应是积极的。因此,我相信我们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在随后的两天会议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理查森女士向在场的新闻工作者发出呼吁,希望媒体能够更多地向公众宣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难后果。理查森说:“美国有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只有50%的人认识到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问题的核心。我不知道过去一年里举行了多少这样的小组讨论。作为科学家,我们不能做到,我们明显不能得到全体民众的信息。这是你们的工作。”

分歧犹存

签订协议固然是政治家的本分,但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往往需要民众的同意。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对待温室气体排放上,也有着不同的态度。出生非洲的安南在演讲中指出了一个颇具悲剧色彩的反讽:那些对气候变化危害最少的国家现在正承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大影响。“最落后的国家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不到总量的2%,”安南进一步说,“尽管气候变化影响我们每个人,但那些最穷的国家和小岛国由于缺乏资源去保护他们的人民,从而处于最大的危险中。”

由此,安南呼吁“公平原则”:首先,一个成功的协议必须要让所有参加国感受到公平合理;其次,发达国家应该担负起历史责任,首当其冲地在减排上作出表率。

安南尤其强调要兼顾“气候正义”和“千年发展计划”,认为两者应该相互补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支持安南的说法,他深入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说:“气候变化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使更多发展中国家人口陷于贫困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几十亿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贫应该是能够实现互补的。如果我们给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拥有热带雨林的国家以资金,帮助他们建立保存雨林的中心,这就会帮助他们发展,同时也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气候变化事业。”

安南指出,必须要有大量的资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进行经济转型,粗略的估计至少一年需要1000亿美元:“这是一个大数目,但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可以做到。在过去的18个月时间里,我们看到那些富国找到了几万亿美元去拯救他们的银行。”

来自欧盟的巴罗佐坦言经常被发展中国家指责,发达国家是造成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他总是回答说,“你是对的”,但是,“追究过去的责任并不能解决未来的问题。”巴罗佐说,“即便发达国家今天把排放降低到零,而发展中国家照旧行事,那么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也将达到650ppm的危险水平。”

因此,巴罗佐认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理解其道德含义是必要而非充分的:“我和全世界的人们聊天得来的感觉是,他们都明白必须有所行动,也都想了解如何行动。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些政治人物还没能一致地说服他们,我们有政治意愿去解决。”

颇有意思的是,在两天的会议现场,好几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媒体代表炮轰美国。一位来自孟加拉的媒体人干脆对着台上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说:“你们美国人均排放量最高,没有资格批评其他国家。”

安南也认为美国特别地有责任作出表率,他希望美国国会能够支持奥巴马充当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领导角色:“如果他的雄心在国内遭到损害,那将是一个悲剧。”与会专家普遍担心,美国政府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明确其减排目标的,这将导致年底的协议难以达成。

中国何为?

《斯特恩报告》的执笔人斯特恩勋爵,在会上赞扬了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作出的最新承诺,“胡锦涛主席922说,中国将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我认为中国正在取得进步。中国正在讨论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里有关排放目标的雄心将具有巨大的意义。”

此前9月份在中国访问期间,斯特恩借媒体采访之机反驳了所谓的“西方阴谋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欧美利用气候问题设局”)。

他说:“我毫不怀疑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更大的问题。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到达富裕国家之前,首先强烈地冲击到发展中国家,这正是我对气候变化感兴趣的根本原因: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援助、减贫和促进经济繁荣这些领域中度过的,到现在已经40年,而我认识到气候变化正是对发展的一个极大威胁。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完全不是西方国家的阴谋。”

斯特恩认为,中国如果不应对气候变化,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同时我也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机会。因为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将见证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发展,将会有创新、新技术、大量投资和大大提高能效的低碳新方法。我相信中国会走在世界前列。中国正在占据全球的低碳高能效技术市场的有利位置,许多中国的专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相信中国正在为抓住这些机会做准备。所谓‘西方圈套论’在我看来,本质就是对问题视而不见,这将会摧毁发展,真正的大‘圈套’是不应对气候变化,因为高碳增长的结果就是自我崩溃。”

日本前防卫长官、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此次会议期间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也大力夸赞中国的积极行动,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次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授予你们的胡锦涛主席,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说要大幅减排,很了不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生态环境中心主任潘家华认为,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只能一步一步来,“尽管巴厘路线图、京都第二承诺期之后中国承受的压力已胜于以往,但是仍应理直气壮。按照碳排放权和人文发展的原则,发达国家长期没有限制地排放二氧化碳,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挤占了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大量发展空间,这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垂范,改变生活方式,实现低碳排放。”

潘家华进一步建议:“当然中国在气候谈判过程中可适当退步,作出‘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目标减排承诺,并针对不同的利益集团,审时度势,加强同欧盟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支持谈判,加强同伞形国家集团的合作,并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同盟关系。”

潘家华用数据举例说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的实际努力和绩效方面,可以说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得好,“中国会致力于巴厘路线图的落实,但中国不可能作出绝对减排的承诺。”

潘家华说,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在521通过的温室气体减排法案只是规定美国在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2050年减排83%。且不说中期目标,即使远期目标,人均排放仍高于当前世界人均排放水平,而当前的许多研究要求在2050年人均排放在当前水平的一半以内。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在低碳发展方面作出样板,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将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障碍和打击。

一个值得记录的细节是,在接受小型集体采访时,一位西方媒体记者向潘家华提问,“中国是否认为年底达不成协议?”

潘家华马上纠正:“首先我只是一个学者,我只能代表个人。并且我认为年底肯定能够达成协议,不过协议之后还需要就具体问题进行大量磋商。”随后,潘家华有理有据地阐述中国立场。

那位西方记者会后对其他媒体说:“潘让我了解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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