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园：从大视野看全人类问题

2009-11-12 17:07:13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人类最原始的时候，一个部落跟另一个部落打仗，后来是一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打仗，再后来是世界大战，最后大家体会到武力不是最好的办法。合作才是共同往前走的道路。

从中央研究院步行到李亦园先生家，只需几分钟的路程。因为藏书太多，李先生在住家之外买了一个单元作为书房，每天在那里读书会客。客厅挂着李先生的老朋友余英时先生的一首旧诗：“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李亦园先生现在每天上午到蒋经国基金会办公，下午大半在家。近年听力不太好，但讲话铿锵有力，回忆故友旧事思路清晰。提起在哈佛大学向杨联陞先生问学，李先生便带我到杨先生所送的画作之前，感叹杨先生中年以后身体不佳。谈到在匹兹堡大学结识费孝通先生后成为忘年交，李先生又在书中找到费先生的题诗。

纪念傅斯年的钟一直在敲响

李亦园出生于泉州的书香门第，从小对人文科学颇有兴趣。1948年夏天，李亦园从泉州培元高中毕业后，与同学相伴坐船到台北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李亦园和家乡断了联系，惟一的生活来源是奖学金。

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时，李亦园选修了著名学者李济的“考古人类学导论”，接触人类学后，学习兴趣油然而生，李亦园进而申请转入考古人类学系。当时考古人类学系刚成立一年，尚未有三年级，转系必须从二年级读起，学校又规定降级生不能再拿奖学金。正在为难之时，教务长钱思亮建议李亦园去见惟一能改变此事的校长傅斯年。见面后，傅斯年说：“学考古要吃苦，要到野外去，这条路很寂寞，你已经立定意志了吗？”李亦园答：“是。”傅斯年又说：“考古比历史难喔，李济老师很严格的喔！”李亦园说：“李济老师的课我考了九十九分。”傅斯年点点头也就批准保留李亦园的奖学金：“我给你奖学金，但是你要记得这是特例，你要规规矩矩，要有恒心地学习。”这句话影响李亦园的一生。

谈到现在大陆对傅斯年的评价越来越高的现象，李亦园说：“傅先生有一句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他主持台大实际上只有一年半，但是在台大沿袭北大自由开放的传统，不太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文学院门前有个钟，就是为了纪念傅斯年，叫做‘傅钟’。台大上课下课中间的敲钟，就是傅钟的声音响了。台大大门右侧有他的墓，叫做‘傅园’，每年12月20日都有老学生去行礼。”

跟大师学笨功夫

当年台湾大学正是大师云集的时代，李亦园读书全凭兴趣。由于老师多，学生少，李亦园常到老师家问学，在平常的谈话中，理解老师做学问的作风。毕业考后，李亦园请求李济临别赠言，李济问了一个问题：“假如一个网球掉在一大片深草堆里，而你又不知球进入的方向，你要怎样找球？”李亦园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李济随即代他回答找球之道：“只有从草地的一边开始，按部就班地来往搜索，绝不跳跃，才是最有把握而不走冤枉路的办法。做学问也如找网球一样，只有这样不取巧，不信运气地去做一些也许被认为是笨工夫的工作，才会有真正成功的时候。”

1953年，李亦园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55年8月，中央研究院在南港建立院区后不久，在李亦园的老师凌纯声筹划下，成立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李亦园应召进入中央研究院，全力协助凌纯声创建民族学研究所。李亦园回忆：“凌纯声先生是民族学最早的开创者。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民族学的典范著作。凌先生很有学者的味道，对学生非常照顾。是他送我到哈佛大学读书的。”

1958年秋，李亦园获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赴美留学。这时他的大学同学张光直已经早三年到哈佛大学了。李亦园回忆张光直：“他常常一个礼拜只有三天睡完了一夜的觉，有四天是不睡觉的，太用功了，所以身体弄得不好。他不到六十岁就有帕金森症。后来做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时，手已经发抖了。刚到70岁那一年他就过世了，很可惜。他不仅在台湾影响很大，对大陆的考古界影响也很大。他是我们系栽培出来的最好的学者。”

徐霞客是我们最老的前辈

在哈佛大学两年的学习，李亦园自觉对后来的学术生涯有很大的影响。他笑称自己不像张光直那么拼命，但几乎每天都读两三百页的书。哈佛许多第一流的教授让他受益匪浅。人类学系的主持人克罗孔教授是一位全才的人类学家，对民族、考古、语言乃至体质人类学均有涉猎，讲课很吸引学生。

李亦园回忆：“他说研究一个小村落或小城，一定要看到整个区域的问题。从一个大局要看到全人类的问题，这才是人类学家。他说人类学是把全人类当成研究的对象，研究这个社会是为了跟其他的社会作比较，才有意义。”

从哈佛取得硕士学位后，李亦园回到台湾，在学术和行政上皆表现卓越。

196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找李亦园恳谈，想让他任中研院代理总干事（等于现在的副院长）。李亦园以自己当时才38岁，不好接下如此重任来婉拒。

王世杰说：“我38岁就当上武汉大学校长了！”李亦园出任中研院代理总干事两年多后，1970年接任中研院民族所所长至1977年。1984年-1990年任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首任院长。1989年，蒋经国国际交流学术基金会成立后，李亦园任执行长，现任董事长。

李亦园是台湾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谈到人类学的源流，李亦园先生笑道：“游历家徐霞客是我们最老的前辈。凌纯声先生上世纪20年代开始在松花江进行田野工作，最后形成这门学问的功劳应该归蔡元培先生。”而人类学在台湾的本土化，李亦园功不可没。“我们反思，即使是来自西方的学问，要怎样才能本土化。我任民族所所长时，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有本土化的趋势，能够摆脱西方的教条，摆脱西方人的眼光。我们跟几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共同发起研究，把不同的社会学科放在一起，反省西方的观念是否适宜放在纯粹的中国研究上。”

李亦园简介
1931年生于福建泉州。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台湾大学人类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首任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文化与行为》、《信仰与文化》、《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文化的图像》、《文化与修养》、《宗教与神话》等专书十五种。

对话：“让全球化更顺利，更和气一点”

交谈中，李亦园先生对同辈学人余英时、许倬云、张光直极为欣赏，而回忆费孝通、李慎之、王元化等大陆故交，感慨良多。我问起中央研究院的趣闻轶事，李先生如数家珍，解了我不少心头之惑。李先生不失人类学家本色，请我到家中吃晚饭时说：“我们做人类学的学者就知道，单单谈话是不够的，要让你知道台湾一般人的生活，感觉会更完整一点。”当晚地道的台湾家常菜美味可口，李先生一家其乐融融，更让我一扫异乡客的感觉。

引进西学，同时保存传统

朱家骅常到南港附近钓鱼，发现这一带环境不错，而且土地很便宜，就买下这块土地，1954年完成了南港的布局，这便是现在的院区。

时代周报：你进入中央研究院超过半个世纪，曾任中研院代理总干事，如何看这个重要学术机构的变迁？

李亦园：以中国学术发展来说，中央研究院算是开创性引进西方学问、同时保存传统的重要机构。蔡元培先生是翰林，中了进士以后还到德国去留学，回来以后把中西文化并在一起。他在中央研究院用的人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最早的总干事是杨杏佛，杨杏佛是一个有新思想的人，帮蔡先生把中研院很多基本研究所建立起来，后来因政治事件被暗杀，蔡先生也因而避去香港，而请了一个很有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做总干事。所以在丁文江时代，总干事等于是代理院长。

我1955年进中央研究院，那时中央研究院刚搬到南港没多久。1949年迁到台湾桃园县的一个小地方，借用一个铁路的仓库来做研究。到了1953年，台湾稳定下来，那时的院长朱家骅觉得中央研究院不应该在那里。朱家骅常到南港附近钓鱼，发现这一带环境不错，而且土地很便宜，就买下这块土地，1954年完成了南港的布局，这便是现在的院区，只是当时只有两个研究所，一个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个是数学研究所。定下来后逐步开拓新的研究所。最早开拓的是民族学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是在1955年成立的。朱院长找凌纯声先生任民族学研究所的所长，因为凌先生在南京的时候是他的边疆教育司司长，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郭廷以先生是他的高教司司长。我在台大做了两年助教以后，1955年跟着凌先生到南港来建立民族学研究所。凌先生年纪大了以后，我就接任做第二任所长。我在接任所长之前曾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这段时间很有趣。我在做总干事时做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给所长等主管规定了任期，三年一任，最多只能做两任。这种做法后来变成了台湾各大学沿用的传统，能让新的人员有机会负担起行政责任来。当然也有缺点，假如那个所正好没有合适的人，就很难了，所以现在多少有点改变，假如有困难可以做第三任。

时代周报：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学术界很高的荣誉，评审应该非常严格吧？

李亦园：对！一开始就是很慎重的事情。最近院士又要选了。明年7月1日开始要选第27届院士，今年年初就开始准备了。整个过程有几关，第一关是要组织一个筹备委员会，把各种规则做好，然后是通告提名。提名过程分为两类，一类是五个院士提名，筹备委员会稍作审定即成为被提名人；也可以是各个大学提名，委员会就开会做审查，然后送出去由专家再审查，才确定成为被提名人。第二关是决定被提名人以后，送出去给各组院士试投票，然后排列试投票的次序。试投票的数据是提供给评议会选举的。评议会成员大半是院士，开会讨论很久，评议会投票通过候选人。最后是院士会议投票，投票分两次，分组投一次，全体投一次。最后才评选出院士。那是很严格的审查过程，去年有七八十个候选人吧，最后选上院士的只有二十几个人。

中国的儒道原则是不过分发展

17世纪以前，中国人的科学，对宇宙的理解是全世界程度最高的。17世纪以后我们对于知识的追求着重于人文的关系而不着重了解自然，原因就是不愿意过分的发展。

时代周报：你近年来对全球化的问题比较关注？

李亦园：比较有兴趣，这多少因为有点人类学的底子。同时，我在清华大学有几位年轻的同事都是关注全球化的，在交往谈话当中，我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全球化意义的思考。一代一代的人相互影响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跟年轻一代学习的心。

时代周报：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影响重大，也促使彼此不断地交流，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也有很大影响？

李亦园：从我的立场来说，中国人不是落伍的。17世纪以前，中国人的科学，对宇宙的理解是全世界程度最高的。17世纪以后我们对于知识的追求着重于人文的关系而不着重了解自然，原因就是不愿意过分地发展。但是不幸地，西方发展后压迫过来，所以后来胡适先生那一辈的学者不得不接受西方，迎头赶上。17世纪中国的一些学问家理解的东西，甚至医学，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因为中国儒道基本的原则是不过分发展，所以没有走上西方科学的道路，这就是文化立场的不一样。现在，我们要期待各种世界性的组织慢慢地抑制过分发展，如关于环境变化的问题，美国人和澳洲人就不签《京都议定书》，他们始终持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全球性的共同立场。

时代周报：从你们研究的角度来看，1949年两岸分开，这对台湾有哪些影响？

李亦园：国民党到台湾后，想努力地建设台湾。台湾在短时间内把经济搞好，在1965年台湾的工业生产超过了农业生产。1965年以前台湾是传统农业社会；1965年以后就逐步依靠工业了。这多少有蒋家的功劳。当时来的人，的确非常有远见，包括尹仲容、孙运璇、李国鼎、俞国华等，他们自守、廉洁、有为，使台湾在很短的时间走上工业化道路。我到南港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助教，每个月只有四百块台币，我太太是小学教员，她也差不多拿四百块台币。那时到了月底，就没有钱了，很困难。但是到了1960年，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情形已改变很多。经济好了，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民主的道路，逐步有选举。开始乡镇选举、县市选举，但两个直辖市台北和高雄，还不选举，是政府派的。后来连直辖市也选举了。蒋经国时代逐步开始解严，是形势逼着走上这条道路的。国民党在大陆时是那样的腐败，到台湾以后局势逼着它改了。如果没有族群问题的话，会更好一点，但已是不容易了。

以大角鹿为戒，走合作之路

北美洲有一种动物叫做大角鹿，用角来打仗，对抗，角大就赢。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变，大角鹿的角非常大，最大的时候就跑不动，最后被别的野兽吃掉。

时代周报：你跟大陆学者接触最深的是费孝通先生？

李亦园：是的，我在1980年去匹兹堡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时候，费先生碰巧来美国访问，到匹兹堡大学看他的同班同学杨庆堃教授。我和杨庆堃先生常有请教，他的理论我用得很多。费先生来了，杨先生请我去谈，我们谈得很好。让费先生吃惊的是，他的书我都很熟识。为什么呢？在哈佛读书时，我写研究报告，用费先生的书很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这些书我都很熟悉。他吓了一跳：“我的书在台北被禁的。”我说：“被禁还是要读。”他很高兴，跟我谈了一个晚上。1989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之后我们有十来次在各地开会碰面。2004年我到他家，他已经不能下楼了，我还是到他卧室去。2005年他就过世了。我们是忘年交。大陆出《李亦园自选集》，我请他写序。他说不必写序了，题字：“海峡分西东，学同谊自通；九州多开阔，比翼遨长空”代替了序。他要和我比翼，他比我大21岁，真是非常抬举我。

时代周报：你跟李慎之先生也有一段交往？

李亦园：对。我是1989年去大陆，他是社科院副院长，接待我，谈得很好。后来有一次在杭州开会，又碰到他。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正好他是委员，我也是委员。所以他一直说：“我们两个很有缘。”他过世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我也跟王元化先生熟悉。“北有李慎之，南有王元化。”我是碰巧运气好，跟两位大陆的前辈著名学者有交情。王元化先生也很熟悉我们这边研究的情况。

时代周报：你在台湾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沈君山先生太可惜了，现在没有机会去访问他了。

李亦园：沈先生最近变成植物人了。沈先生是一个非常宽广的人，注意社会问题。他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人，现在使用的“中华台北”，就是他定的。这个说法很恰当，大家都是中华，这样大家都能接受。

也许将来，两边合在一起才是重要的。合在一起对两边都好，对世界全球化进程更有推动力。全球化是没有办法倒回去的，让全球化的过程更顺利一点，和气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人类最原始的时候，一个部落跟另一个部落打仗，后来是一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打仗，再后来是世界大战，最后大家体会到武力不是最好的办法。合作才是共同往前走的道路。假如斗争过分厉害，资源的竞争，各种实验的竞争，对地球的影响，将导致人类的灭绝。

自地球产生以来，不知有多少物种灭绝了，就是因为过分发展，走到死胡同里去，就灭绝了。

从前北美洲有一种动物叫做大角鹿，用角来打仗，对抗，角大就赢。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变，大角鹿的角非常大，最大的时候就跑不动，最后被别的野兽吃掉。过分地发展它的角，本来是有利的，最后无利了，这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大区域的合作，是全球化必然走的道路。德、法两国是世仇，现在是欧盟合作的两个最大的基础。亚洲也是如此，每个大区域的合作，慢慢变成大区域联合，是人类往前走最好的道路。压制一些不需要的发展，促进共同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不能过分地超越可能性。我们学人类学的人，是以全人类为目标的，这对人类整个发展过程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任何一个东西都能对人类进程有影响，新流感成为世界一个大的瘟疫，只有大家共同合作，才能把它切断。这些问题都是最重要的问题，知识分子应该多加理解。我跟李慎之、王元化先生谈过，他们的目标也是这样，着眼于全人类，而不是狭窄的看法。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基础是从台湾到东亚，最后看到的是整个世界，以大的视野来看人类？

李亦园：可以说是这样的。人类虽然有种族的差异，但基本上人类都是同一个生物基础的，并没有聪明才智的差别。美国人以为黑人笨得不得了。黑人在差的环境中当然不能与美国人在智力竞赛上一样，但把一个美国人送到非洲荒野或沙漠中，生存的能力就远不如一个非洲黑人。在那个地方，黑人比美国人聪明。所以说人类的智慧会因为环境而不同，但不会有根本的差别。以整个人类的观点来看人类，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这是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立场。全人类是平等的，是一个种族。虽然有肤色、高矮的差别，但在智慧上绝对没有差别，只要环境一样，人类的智慧也是一样，这一部分的研究叫做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这三种学问合在一起，是人类学最基础的学问。

实习生李卓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