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为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
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生活在极权的阴影下
委员会的评语道出这种独特风格：“她透过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坦诚，展示出无家可归者的景象。”其中“无家可归者的景象”(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不单取自赫塔.米勒一篇小说的名称，更恰当地说明女作家的写作题材，她的写作题材多为童年成长的罗马尼亚乡村，她的文字纤细而准确，不带过多的修辞和感情，没有高亢的呐喊或悲哀的呻吟，只用客观直接的语言，仿佛抽离的视角中，叙述却充满受压抑的弦外之音，一向涉猎东欧文学的读者，对这种反讽笔触不会感到陌生。米勒曾获克莱斯特奖(Kleist-Preis)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International IMPAC Dublin Literary Award)，这次获得世界级作家最高荣誉后，一时激动非常地说：“我十分惊讶，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关于获奖，我现在说不出更多的话。”另一个激动非常的人，应该是出版米勒作品的Hanser Verlag，因为《呼吸钟摆》的成功，连带把米勒其他作品，也引入畅销文学作品之列。
米勒一直生活在极权的阴影下。1953年，她在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省(Banat)的乡村尼茨基村(Nitzkydorf)出生，在那夹杂着匈牙利人和斯瓦本日耳曼人的边境省份，米勒属于一个讲德语的家庭，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为党卫军军官。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处于共产党统治下，在特兰斯瓦尼亚、巴纳特地区的日耳曼和匈牙利少数民族，受种族主义政策歧视。齐奥塞斯库设立臭名昭著的“安全部”(Securitate)，即秘密警察，迫害少数民族。早于1973年至1976年间，她在最具异见精神的蒂米什瓦拉大学修读德国与罗马尼亚文学期间，已对当时政权深感不满，并私底下与其他德语年轻作家互相交流，这些作家在1972年至1975年间，以其名称“巴纳特行动小组”(Aktionsgruppe Banat)为秘密警察所监视。1977年至1979年，米勒在机械工厂担任翻译期间，秘密警察曾强迫她充当线人，因不肯合作而被革职，只得任教于幼儿园和当私人德语教师以糊口，但秘密警察依然没放过她，除经常滋扰她，还发出死亡威胁。根据米勒的说法，她自己以及许多德语作家的名字一直在“巴纳特行动小组”名单中，犹太人被称为“犹太民族主义者”，匈牙利人被认定为“匈牙利国土收复主义者”(Hungarian Irredentists)，而德语民族则成了“德国民族及法西斯主义者”。
1982年，她出版处女作《低地》(Niederungen)，旋即被罗马尼亚当局审查删减。当局要求删去“箱子”这个词汇，因为那令人联想到“逃亡”。她对此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
1984年，她将《低地》的未删减本偷送到德国出版，大受欢迎，同时也在罗马尼亚发表了《沉重的探戈》，1986年发表《狐狸曾经是猎人》 和《今天，如果我不想见面》，还有《男人是世上的大野鸡》，前两部小说后来分别在1989年和2001年译成英文，名为《护照》及《约会》。
米勒一直不能容忍罗马尼亚政权对他们的迫害，故在1987年偕同丈夫小说家华格纳(Richard Wagner)出走德国柏林，但在罗马尼亚的经历令她难以忘怀：“对我而言，最压迫、令我难以忘怀的经历，便是生活在独裁时期罗马尼亚的那段时间。生活在数百公里外的德国，无法抹去我过往的记忆。”德国的自由空气，让她得以全情写出以自身经历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两年后，东欧兴起民主化浪潮，该年圣诞节，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下台，随后被审讯及处决。独裁统治的结束，并未令米勒释怀。她在
另一起事件也反映出米勒的硬朗个性。1990年两德合并后，东西德笔会也合并，有些与特务有关系的东德作家，“既不认罪，也不曾解释发生过什么”，但被特务骚扰的往事却记忆犹新，于是她毅然退出了德国笔会。
德国媒体的欢呼
赫塔.米勒获奖，令德国媒体雀跃。
许多德国作家均认同此结果，但这结果也的确令他们大跌眼镜，也有评论家以惯常的嘲弄态度，响应这次颁奖。1999年获得诺奖的君特.格拉斯，就说这个结果令人“非常满意”，并说米勒是一个“很优秀的罗马尼亚女作家”，虽然他在这几年间偏向以色列作家奥兹。德国书商交易协会主席戈特弗里德.霍内费尔德(Gottfried Honnefelder)认为，米勒是“我们拥有的其中一股巨大、有力而坚定的声音”，而《呼吸钟摆》则是她的“巨作”。德意志语言及诗歌学院(Deutschen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主席赖歇尔特(Klaus Reichert)，则指出米勒是“德语文学中一股重要的声音”。文化部长纽曼(Bernd Neumann)则称赞她是“拥有巨大诗歌力量的女作家”。
一向以刻薄著称的德国文坛“教皇”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几年来一直看好同为犹太人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然而这次结果难免令他感到酸溜溜，故仅以精简的一句“我不会讨论赫塔，再见！”回答记者的问题。女评论家海登·赖赫(Elke Heidenreich)，甚至劝米勒去换新发型。作家暨文学评论家卡拉谢克(Hellmuth Karasek)说：“我的心愿永远如一，那就是菲利普.罗斯应该得奖，但那心愿却再一次无法实现。”
然而对德国一般媒体来说，米勒得奖实在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自1999年以来，他们已经等了十年，现在终于有一位德国作家可以收获世界文学的殊荣，德国《地区报》在文化版上刊登了《赫塔.米勒﹕独裁统治和陌生感的经历》(Herta Müller: Erfahrung mit Diktatur und Fremdheit)，将这位诺奖得主称为“独裁统治日常生活的女编年史作者”。
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明白，在喝彩声背后，米勒得奖只是一种运气。而事实上，这种运气与米勒成长背景所带给她的使命感格格不入，哈特维格(Ina Hartwig)在德国法兰克福电视台网站上发表一篇关于米勒得奖的文章，名为《语言的奇迹》(Das Wunder der Sprache)，篇首语写道：“对于住在柏林的诺奖得主赫塔.米勒来说，在独裁统治前后写成的作品是关于独裁者的重要著作。斯德哥尔摩对这些作品的推崇恰巧引起极大的赞赏。”作者精辟地解释道，“发生在她生命中的语言奇迹，即使完全改写了她一生，也不会在她的传记中占一席位。她对语言的运用属于一种传统、一种‘奥匈帝国’的传统，属于一片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俄语、乌克兰语、意底绪语及德语曾经并靠存在的景观里。”哈特维格将米勒的语言奇迹与成长，和德语诗人策兰相提并论。
其他国家媒体的复杂反应
相较于德国，其他国家的媒体就显出不欣赏的态度，英国《时报》以冷嘲热讽的方式，质疑诺贝尔奖得主的文学价值：“请问耶利内克、凯尔泰斯和希姆博尔斯卡有何共通之处？他们都获得了诺奖。请问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格雷恩.格林有什么共通之处？他们没有。”法国《费加罗报》以委员会不把诺奖颁给知名作家菲利普.罗斯、马利欧.巴尔加斯—略萨、富恩特斯、奥兹等人，而感到又一次失望。
相比起来，罗马尼亚因为米勒的德国背景，以及她以德语写作批判罗马尼亚独裁者的作品，故没有那么大反应。曾经批判齐奥塞斯库的作家戈马(Paul Goma)说，这次诺贝尔文学奖与罗马尼亚无关，因为米勒不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人或巴纳特省公民。记者克.杜托.波普斯库(Cristian Tudor Popescu)认为米勒是基于其德语背景及政治参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凭她反对独裁者的声音，不如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就像曼德拉。哲学家普列苏(Andrei Plesu)则持平地说，罗马尼亚作家从来没有获得诺奖，如今米勒虽是德语作家，却来自罗马尼亚，她的名字定必在罗马尼亚及东欧文学史上占一席位。
无论人们怎样讨论，在这些纷扰的声浪背后，米勒仍然平静地生活，即使诺贝尔奖激起了千层浪，但她一点也没有变，巴纳特省仍是老样子，尼茨基村也一样，而她依然是那个无家可归者，依然为阴暗的记忆写作，向自己作见证。她的朋友说她是个刚直不屈的女子，这一点可在她的言行中看到。她获奖后开记者会，并且说自己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目击者：“你可将纳粹政权、集中营、军事独裁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宗教独裁算在内。很多人都遭他们迫害，许多生命都给毁掉。”她感觉自己为被迫害而死的挚友，以及一切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
米勒作品：对抗极权的暴虐
米勒以《低地》(Niederungen，英译Nadirs)这部短篇小说集初试啼声，在1984年由西柏林的红书出版(Rotbuch Verlag)发行，那是作者对抗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岁月。这些短篇小说以《低地》为主，这篇故事展现罗马尼亚乡村世界中令人绝望的真实环境，透过一个小孩的眼睛，见证农民的残忍个性及在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匮乏，从而反映出这个政权的暴虐，而那个小孩就是她自己。从《低地》开始，米勒就运用一种独白的声音，诉说她在这片灰暗乡间成长的经历。
《今天，如果我不想见面》在讲述一个没有姓名的制衣厂年轻女工乘车到一个罗马尼亚城市里，她必须定期接受秘密警察的盘问，原因是她在一件运往意大利的男装外套上，塞进一张写了“嫁给我”字句及地址的字条。东窗事发后，她被控以在工厂卖淫并失去了工作，负责私人盘问的阿尔布少校(Major Albu)，却告诉她这比被控“叛国罪”好多了，少校也要求她随时接受传召。问话的内容涉及她的过去，包括她的第一个男人保罗、工厂女伴莉莉(Lilli)的死，还有她公公的过去。原来这个年轻女子也有许多“不堪回首”的心事，女伴莉莉想逃亡到外国，结果失败被枪杀，她的父亲在外面搞女人，丈夫贪好杯中物，每项细节都足以把她推向深渊。这部小说无不呼应着秘密警察对米勒的骚扰，但一如女作家本人，书中年轻女主角没有因为被盯上而气馁，反而更清醒地、全神贯注地应对盘问。小说充满诗性的语言，并透过层层盘问，慢慢堆积起主角的记忆。
《男人是世上的大野鸡》源自一句罗马尼亚的谚语，当时作者正准备移民柏林，与书中的温迪什一家(die Familie Windisch)类似。这家人也在申请移民，
在西柏林安顿以后，米勒又写出《单腿行者》(Reisende in einem Bein)。这部小说细腻而紧凑，主题是流亡外国。书中主角依莲妮(Irene)从一个不知名的东欧集团国家流亡到西德以逃避政治迫害，她首先住在西柏林一间移民收容所，然后在一间佚名的公寓单位住下，她陷入与三个男人的四角关系，并竭力保持清醒。这三个男人当中包括比她小十岁的学生法兰兹，法兰兹的朋友社会学家斯蒂芬，还有斯蒂芬的朋友托马斯，一个情感永远处于危机的同性恋者。作者揪心的字句，表达出依莲妮对故土的眷念，和小说中对柏林街道不带情感的描写成一强烈对比。《单腿行者》展现出作者处于人生过渡期的内心挣扎。
经历旺盛的创作高峰后，米勒开始写一些非小说体裁作品，例如2003年出版的《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便是，这是一本夹杂自传性文章、论文和演讲词的文集。编辑茜比儿.克拉默(Sibylle Cramer)也坚称，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米勒以一种多元、多变的抽象方式，在这本传记里书写她在语言中生活的一生。书中描述她在农村环境长大，名词都与实物相关联。但米勒也不无惊讶地发现，词与实物之“无人地带”及对实物的重新命名。对于克拉默和标题文章《国王鞠躬》中的作者来说，那就是诗歌的起源。在独裁统治下，言说与沉默之间的差异，体现于对事物采取“争取、对抗、背叛”("Verfolgung, Widerstand, Verrat")的态度。米勒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像策兰一样，在极权统治扭曲语言的现况下，选择以冷峻、超现实的诗性语言，表达对现实环境的不安感。
然而在米勒作品当中，最抢风头的应该是她在本年8月发表的《呼吸钟摆》(Atemschaukel)，这部小说甫出版便获得了德国书奖，法兰克福报评为“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及令人谦恭的小说，也许是这个秋季最令人难忘的读物”。故事背景设定于“二战”结束时，主人公是个17岁的男孩，他被送到乌克兰劳改营。在斯大林统治岁月，这些曾在“二战”中与纳粹政权合作过的德国人，受尽非人的对待，《呼吸钟摆》就以大角度描画了这个悲惨的年代。《呼吸钟摆》比早期作品较多着墨于罗马尼亚裔德国公民对纳粹主义的崇拜。或许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它比其他作品在德国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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