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为何值得眷恋

2009-10-03 23:39:5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2003年，查建英回到北京，公事是拿了古根海姆的写作基金给出版社写《China Pop》的续集，私事则是想让我的女儿能在中文学校中打下中文的底子。在美国，他们想让女儿学中文，但完全是徒劳，因为没有这样的语境。而在北京，一个多月，她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总算去了查建英的一块心病。

在这期间，有一天，查建英的好朋友洪晃把正在北京的她找去，给洪晃正在主编的杂志《乐》出出主意。查建英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很积极地跑去参加他们的选题会，结果却“大呼上当”。《乐》杂志和她的写作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顺手牵羊”的，结果糊里糊涂就成了《乐》杂志的编外策划。在《乐》杂志的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查建英说有一天，选题会上通过了一个选题，想找一些80年代的风云人物做一个系列的人物访谈。几个毛头小伙子小姑娘都说这个选题他们做不了，这一定还得“查老师”出马，才能手到擒来。查建英说她骑虎难下，于是开始着手这个访谈计划。做了几个访谈之后，查建英发觉这是一本书的篇幅，而不是几个人物速写就可以对付过去的事。结果“雪球”越滚越大，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本非常畅销并成为热门文化话题的《80年代访谈录》。

查建英原本的想法是对80年代进行批评和反省，但最后，她发现，他们这一代人对于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还是充满了感情：“以前老是说要对80年代进行‘反省’，觉得到了今天，对于它的局限，它的问题，它的天真、浅薄和脆弱，看的比那时候明白多了。其实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对80年代有着一种依恋之情。”

不可否认，先锋小说的崛起是80年代文化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集体亮相还要归功于1987年“先锋文学专号”的那一期《收获》。当时程永新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编辑，他大胆地向编辑部提出，可以编辑一期青年作家的专号，因为这些风格各异的青年作家虽然已经在各大刊物上崭露头角，但总归是零零星星，不成气候。程永新提出设想，大家分头组稿，李小林们连着做了两期，87年做了一期，88年又做了一期。李陀将刚刚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余华的两个中篇小说寄给《收获》，一篇是《1986》，一篇是《四月三日事件》，李小林还记得当时第一次读到余华独树一帜的小说时的心情：“我们看了之后也很震撼，我们先发了一篇，另一篇放在专号里。一个名气不大的年轻作家，连着推了两期，第五期发了一篇，第六期又发了一篇，一下子余华的影响就起来了。”

这就是80年代的风气：不拘一格降人才。余华是牙医、孙甘露是邮递员、残雪是裁缝，马原、苏童、格非是科班出身，百花齐放的局面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作品，一个时代开始了。

80年代的文化热突然让人们知道了摇滚乐、存在主义、新浪潮电影……，还有在90年代之后风靡一时的本雅明。

现任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真正开始全面阅读本雅明是在1985年。他记得是刘小枫将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推荐给他。张旭东在此之前就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本雅明有所了解，80年代文化热中非常热的一点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国门打开的那一刹那，一直被视作洪水猛兽的西方，如今变得那么具有诱惑力，出国热和欧化文风的先锋派都在向西方顶礼膜拜。当然，西方多元的思想确实为僵化的中国吹来了阵阵清新的风。

作为一个80年代在美国“洋插队”隔岸观火的知识分子，陈丹青则对80年代的文化热评价不高：“我觉得它们的层次很低。什么寻根热啊、文化热啊，层次很浅，实际上只是试图衔接五四时代的命题，那个时代的价值观，材料还是一样的，五四时候是反封建，80年代是反专制、反极权，内容是新的，要理解80年代必须首先理解七十年代，不谈七十年代和90年代是根本谈不清楚这个话题的，你谈五六十年代，不能不谈三四十年代，所以我们永远是断层的，没有办法，都是孤立地看待一个时期。”

陈丹青觉得作为一个不在现场的人没有资格来评价80年代的中国，他只是觉得80年代非常天真的一面已经成了历史，可是，当这样的天真被90年代的世故所淹没时，陈丹青仍然承认：它有其可爱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