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战中国“第三城”
“广州正处在发展模式转型的‘坎’上，转得好，下一步发展就大有希望；转得不好，不要说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地位，我们甚至可能会从这个地位滑落下来。”在7月底召开的广州市委九届七次全会上，广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朱小丹发出的忧患让广州的决策层顿感紧张：如果再没有忧患意识，积极实现经济转型，广州被“后起之秀”天津赶超将不可避免。
近一段时间，“国家中心城市”业已成为广州各界的一个时髦词汇，《广州日报》几乎每天在头版都有报道涉及。
“站在全国的大格局的高度，而不仅仅是珠三角和广东省的角度来看广州，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心胸、气度和发展思路的大转变。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集体里面，这种比较大的转变，我发现已经在产生了。”正在参与广州市国家中心城市调研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天津的挑战
多年来，在中国内地的城市竞赛中，广州一直稳居“第三城”的地位，但黑马一样的天津，颇让广州的官员感到压力。
一位接近广州市政府的专家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七年来，我看到一些内部的通告和材料，都有比较广州与几个追赶广州的城市的各种发展指标上的差距。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到了来自其他城市的压力。去年统计的时候，深圳还差一点点，有的说还是给广州留了一点面子，有的说深圳还是一定要超过广州的。深圳的各项经济指标离我们很近的，苏州也很近，但天津所带来的冲击更大、威胁更大。”
“广州一直都面临着挑战，但天津却是近两年突然出现的，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挑战都被认为是来自深圳和苏州。所以，一些官员也好、学者也好，突然间感觉很不习惯”，彭澎说，“我们经常去跟苏州和深圳的官员学者聊，他们说你是‘老大哥’，虽然他们内心里不一定认同，但是表面上是客气的。而天津呢，信誓旦旦要追你了，他们早已迸发出了这种豪情。”
在彭澎看来，天津的发展潜力和后劲都比广州强。从战略格局而言，广州与天津有着惊人的类似，即面临一个共同问题是要协调跟周边城市的关系。国家提出的环渤海经济圈、京津都市圈概念，将京津两地发展定位作了重新调整，对天津很有利。京津两个城市进行错位发展，使得整个环渤海发展理顺了头绪，天津则成为了领头羊。而广州，则至今没有理顺与香港、深圳乃至其他珠三角城市的关系。天津这些年得到国家的资源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金融改革实验区、港股直通车、如空客等大项目落户等等这些，天津的固定资产投入远比广州高得多，相比之下发展后劲也较广州更强。
根据中国社科院近三年来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年，天津尚未进入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前十名城市，2008年进入了榜单排名第十，2009年则晋升至第八位；而广州在2008年和2009年排名均倒退到第六。2009年上半年，天津滨海新城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65.86亿元，增长55.1%，远高于全国上半年33.5%的平均增速，完成生产总值1576.8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23%。
不过，彭澎进一步强调说：“解放前天津市是一个民族工商业很发达的城市，如果它有序发展，多年的熏陶以后，传统的商业意识慢慢转化过来，那它的发展就会有一个井喷期，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走出珠三角
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将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定位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此，彭澎说：“过去，广州的提法就是要打造‘亚洲重要城市’，以及到30年后发展为‘世界重要城市’。广州甚至广东省很难自己提广州要打造‘国家中心城市’。所以，‘国家中心城市’这个概念是国家层面提出来的。”
根据专家的定义，所谓国家中心城市，就是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的城市，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新的提法对广州而言，是一个新的开端，也是一个艰难的转折。
历史上，广州很早就成为中原货物南下经广州出口到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贸易港口，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制造业的“前店后厂”模式锻造了世界工厂“珠三角”，而作为珠三角中心城市的广州也一度成为“领风气之先”的地方，是中国最具辐射力的城市，引领经济文化潮流至少十几年。但在珠三角地区也有城市对广州并不服气，一直存在激烈的龙头之争。
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在改革开放之初理所当然是全省的“大哥”。但后来，深圳的崛起对广州的“大哥”地位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再后来，东莞、顺德、南海、番禺、中山等城市先后崛起，珠三角形成“诸侯争据”的现象。有数据显示，珠三角各城市间的产业同质化程度高达80%。
自从1996年，广州开始了突围，与周边城市错位发展。广州主动避开电子信息业，开始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汽车、钢铁、化工、生物制药、数控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的引进、开发。特别是2000年以来，来自日本的汽车制造产业带动了广州的经济总量迅速做大。
广东多年来力推的产业结构转型也开始渐行渐快。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之后，一场恐慌性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外贸依存度高达150%的广东首当其冲。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金融危机的市场倒逼机制，给广东创造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产品转型升级的机遇。
目前，广州已进入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正在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2008年广州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849.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9%，2009年上半年已达到60%，在全国内地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力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现在珠三角也基本上完成了一个群雄争据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整合时代。”
2009年2月初，汪洋在参加《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广州一定要有大哥意识”。汪洋说，“大哥”意识不是以老大自居，大哥对弟弟、妹妹就是要礼让、憨厚，不能斤斤计较。丁力表示：“实际上，广州首先面临着广州作为一个中心城市，怎么样成为这个地区的火车头的难题。连这个地区的火车头都做不了的话，那怎么做国家中心城市呢？”
在时代周报记者所采访的多数专家看来，广州如何把自身的优势转化为强势，首先做好珠三角的“带头大哥”，然后再迈向“国家中心城市”，金融业的发展则是关键，而这恰恰是广州长久以来的短板。而且，这块短板俨然成了桎梏广州迈上新台阶的瓶颈。
突破金融“瓶颈”
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对时代周报说：“瓶颈突破了，广州这座城市这个生机又焕发了，突破不了，不但无法走高端服务业的道路，甚至有可能走向空壳化。就像当年的匹斯堡一样，不知道搞什么。”陆磊所称的“瓶颈”，便是广州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最急需的资本市场。
对此，广州市决策层亦有清醒的认识。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曾在内部会议上指出：“如果没有发达的金融业，广州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作用和地位就会受到削弱，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也会受到制约。”
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广州虽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已有六年，但实际进展并不大。陆磊分析道：“金融是受监管的一个行业，这是一个基本的不可改变的现实，即便最成熟的市场国家，金融也要受监管的。但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金融的这种特许权价值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就是说，让你试点或者是必须非你不可，那么这个城市，就可以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特许权，这座城市在金融中心这个层面上试图有所发展的话，这是很难的。”
经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监管基本上处于“收紧”的状态。但正是由于享受了特许权价值，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这样的一些排他性机构发展了起来，这两个城市相应地成为资本市场中心，聚集着大量的资本财富。而在金融业界看来，广州已经不可能再有证券资本市场的政策空间。
在北京呆过17年、后来在上海及深圳也呆过，然后来到广州的陆磊认为：“广州这个城市有它的特点，市场化的程度非常高。另外就是自发性地形成相应的金融产业，从金融的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它是比较有前途的。也就是说，政策拉动和市场引进，它在市场引进方面也是有前景的。”所以在陆磊看来，广州在发展金融业方面，并不是没有可为的余地，他给出的建议是，争取另辟蹊径，“产权交易、人民币国际化、期货市场，是未来的三种选择。”
彭澎与陆磊保持了一致的看法，“证券资本市场没法再搞，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一个致命的弱点，这个弱点只能靠期货、代券、产权交易、中小企业融资、创投基金等等这些方面去发展。如果这些资源培养不起来，那就很难打造深层的竞争力了。我对广州这方面确实有很多担忧，广州能不能把这个金融中心打造起来。”
从期货业务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广州是全国期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期货城市，但是在1998年被国家叫停以后，广州的期货一落千丈。自从2004年，广州明确提出要恢复期货交易所，一直都在呼吁，但是困难重重。
彭澎说：“我是感觉到有一个瓶颈。我们被卡住了，找不到突破，那就是瓶颈了。我觉得，好像是缺乏什么应对招数一样的感觉。比如说提出了发展期货，怎么去发展呢？好像没有明显的突破手段，而在天津，这些年在金融上不断有新政出台，比如说港股的直通车，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中央就先在天津试点了，那个也是突破吧。”
尽管有金融方面的严格限制，彭澎认为，金融工作的进展不利，也与广州市政府部门的行动能力不足有一定关系。彭澎曾参与广州市建立科技银行的一个方案规划。但方案交上去了，迟迟不见实施。本来有“先行先试”的先机，结果却被杭州走在了前头。彭澎分析道“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先行先试，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不准做呀，没有说只准你广东做，其他省份就不能做，所以这样看来呢，我们有的时候是自己高估了这个政策的优势。因为我觉得现在从全国来讲，广州在政策上希望取得优势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彭澎明显感受到，30年来形成的广东人“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精神，近年来正在慢慢弱化。
木桶的短板，决定了其能盛多少水。显然，广州的金融短板决定了广州能走多远。然而，要修复这块短板，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实现的一个目标。有专家表示，“既需要广州决策层的眼光，更需要重新拾起曾经的魄力，制定一个不是停留于应景层面，而是既具有操作性又有前瞻性的一个方案，以及细化可突破的具体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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