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要处在批判状态中
台湾大学校园典雅古朴,随处信步,触目所及常引起对学界先人的念想。我随
印象最深的一堂课
我猜想
时代周报:在台大读了五年书后,怎么想到去耶鲁大学留学?
陈弱水:我本科毕业后先去当了两年兵,一年在桃园,一年在金门,回来是1980年,就进了台大历史研究所一年级,只念了一年就到耶鲁大学的博士班念书。我的历史专业教育有十一年半,本科四年,硕士一年,博士班六年半,这十一年半中,在台大只有五年。所以我受到台湾学界影响比较少,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美国学界。耶鲁大学是美国人文学界的核心,知识力量、学术力量不是台湾大学所能比的,所以这六年半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耶鲁,我基本上跟余英时和史景迁两位先生读中国史,也修读欧洲思想史。选择耶鲁,是因为
时代周报:耶鲁时代的
陈弱水:那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他住在新港城郊外,年节的时候我们会去探望,他对我们这些异乡人帮助很多。
时代周报:他上课怎么样?
陈弱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旁听研究生的课,我们念赵翼的《廿二史劄记》。我猜想他事前没有准备,学生拿出什么条目来他就临时看,结果一面读,他就一面指出赵翼的错误,并说出正确的答案。这对我做研究有很深的启示:人文学者做研究要靠自己的心、头脑,随时都要处在一个严谨、具有批判性的状态当中。他的创造力很充沛,这点在中文学界很多人知道。他无时无刻不在想问题。
时代周报:你在耶鲁上史景迁的课多吗?
陈弱水:我当过他的助教,还有研究助理,跟他的接触比较多。他的书我也读过一些,了解他的风格。他的风格在中国史学传统里是没有的,所以对我有些影响。最重要的是让我了解到西方史学中的文学成分,强大的叙事传统,这和中国清代零碎的考证,实在是鲜明的对比。很多人以为叙事史学是新的,其实是很强大的传统,很多人对西方的认识是透过西方传来的新思潮,根本不知道西方日常性的主流是什么东西。
时代周报:他上课讲故事能力很强?
陈弱水:大学部的课是根据讲稿讲故事。研究生的课是讨论性的。不过在我跟他私下接触看来,他整天都在想故事,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把各种历史讯息合成一个个图像。
时代周报:他在美国学界影响多大?
陈弱水:他的影响主要不在学界,是文化界,如果是学界,也是中国研究以外的学界,使研究中国史以外的人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历史。他等于是在英语文化界里中国史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很珍贵的时代
当时中国是面向西方的世界,不是面向东亚的世界。东亚的国家是向中国学习的。
时代周报:在耶鲁大学,你最后的研究方向为什么是唐史?
陈弱水:进了耶鲁,当时的计划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主要原因是以为古代思想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慢慢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路子,因为资料有限,研究的人很多。我到耶鲁第二个学期就跟
时代周报:
陈弱水:很重要。
时代周报:
陈弱水:我想在唐代前半期可以这么说,后期就不一定了。我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情境,唐代是例外。不过唐代这个情况与其说是精神使然,不如说是历史环境的反映。有两个历史环境因素,一个是隋唐是随着北朝建立的,北朝统治阶层跟北方的游牧民族、中亚西亚商业民族关系很密切,比较没有中华中心的思想。隋唐统一以后,变成了世界最强的帝国,是一个国际性的帝国。第二个历史因素是,当时中国核心地域黄河流域跟其他地方有很流畅的交通管道,南方也有南海贸易。当时中国是面向西方的世界,不是面向东亚的世界。东亚的国家是向中国学习的。不过到了8世纪末,中国就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他们本来就不是这么全心全意开放的。当然还有吐蕃占据了河西走廊,切断了中国跟西亚的联系,后来西夏兴起、伊斯兰教兴盛等,阻断了中国的向西之路。人的意识多少都是对环境的反应。当历史环境发生变化,你本来就没有冲破的心态,本位主义就强了。不过,这段时间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很珍贵的时代。
我不满意学术界的商业化
不要让学术界的人认为自己在公共事务上有什么特权,你的专业跟你关注的公共事务不一定吻合的,不好好了解,不能随便说。
时代周报:我看你的书,觉得你的公共意识很强。
陈弱水:对。可是我讲的公共意识恐怕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这里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是我研究中国本土的“公”。中国“公”的传统很强,可是没有明确的范围概念。“公”的最主要意义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全体,大公无私;另一个是公心,心理上的“公”。在现代社会中,公私领域的区分,生活中如何创造稳定的有建设性的集体秩序,是一个关键问题。要理解这个问题在华人社会中的困难,必须了解中国原有的“公”缺乏领域意义的特色。跟“公”的问题相关的,是中国缺乏消极性的道德观念,即有所不为的责任。世界上有一些伦理性行为,特别是跟自己家庭亲友之外的人事相关的道德,是消极性的,譬如不要破坏别人,不要伤害别人,我要遵守规矩。中国虽然很讲道德,但这类的很少。“社会公德”就属于消极性的,因为跟中国人的道德概念不相符,很难引起重视,于是大家日夜占社会的便宜,占陌生人的便宜,社会有些像丛林。这些问题牵涉很广,很深,不能只从现代西方的观念来了解,是一串一串的,我就像考古一般来追索。
时代周报:南方朔提到,当下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很少了。这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吗?
陈弱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指有一种知识分子,受过程度不等的专业训练,关心社会,常对专业以外的一般性问题发言。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德国的哈贝马斯,还有加拿大的泰勒,他们既是第一流的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又是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大部分知识人从事专业工作,并没有意见领袖的身份。这个变化也有健康的地方,不要让学术界的人认为自己在公共事务上有什么特权,你的专业跟你关注的公共事务不一定吻合的,不好好了解,不能随便说。
可是,我觉得现在台湾学术界发展日益商业化,用商业利润来想象学术业绩,人们常不好好考虑学术在知识上对人类有什么贡献,而是发展出一套封闭的计算方法,上什么学刊、拿什么奖,把学术界搞得跟商界没什么不同。如果认真以知识为导向,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关注专业,百分之五的人关注公共,这很好。有一种状况不好,随便挂了教授头衔,胡说些话,别人都要听,其实很多话是无知,对事实不了解,甚至是操弄,这不见得健康。我个人不满意的是学术界的庸俗化,商业化。
实习生李卓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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