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如何由“榜样”变为“镜鉴”？
坐过牢、经过商、背过黑档案，曾经没学历、没职称、没单位，这就是沈志华。现在他已经不是中国史学界的“三无人员”。作为华东
沈志华讲了个逸事。2000年左右，他应邀去复旦大学讲课，讲的是朝鲜战争。那一天他讲了很多新的史料，等他讲完，会议便无法继续进行。不少人是拿着论文来的，听完沈志华的课，觉得自己的论文不成立了。
沈志华当然没有全盘推翻史学研究方法的能力，但他却是中国史学界唯一一个能将许多历史论断从根基上颠覆的人。在沈志华看来，无论是那些人的论文，还是很多历史的结论，从根本上讲就是谬误的，它们所依据的史料，很多甚至是被编造出来的。
拥有大量前苏联解密档案，是沈志华敢于宣称所有涉及前苏联内容的历史都需要重写、重构的独门武器。这就显示出了沈志华曾经作为一个“三无人员”的优越性，他不用等行政审批、不用疲于奔命地完成学术指标、不用向主管部门哀求研究经费，他想要做的事情，只要征得自己的同意。
并且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赚了不少钱，90年代初重新回来做学问的沈志华，毫无疑问是当时全国最有钱的史学家。有财力的沈志华，在前苏联解体之后，跑到俄罗斯的各大档案馆，获取了大量前苏联解密档案。在俄罗斯，外国人要复印档案，价格贵得离谱，最高每页开价达8美元。要弄到档案，又不愿意花冤枉钱，沈志华就“拉拢腐蚀”了一批俄罗斯同行。一起喝点二锅头和茅台酒，每个人发几百美元，档案就这样一箱一箱地运回来了。
这些档案，成为沈志华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些档案中生长出来的学术著作，都是厚厚实实的大部头。说到这里的时候，沈志华笑得有些得意起来，他说现在出的书，都是依据他1999年之前弄回来的档案写的。最近这十年来，他弄回来的档案，是之前的好几倍呢。他希望记者帮着呼吁一下，看看上海各大学里面俄文专业出身的退休教师们，是不是有兴趣跟他一起来做一件大事。把全部的前苏联档案翻译出来，出一套书。以后，这套工具书就能成为中国人进行这段历史研究时的基础。只有用真实的档案史料去廓清视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才不至于一代代人以讹传讹下去。
沈志华说，估计自己现在不是最有钱的史学家了。20年来，人家都在想办法赚钱，他却是为了弄这些档案花掉了两三百万元。
全面颠覆苏联史研究
时代周报：国内有那么多的苏联史专家，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去俄罗斯搜集原始档案。你为什么对档案这么敏感？
沈志华：其实档案的搜集应该是国家行为。美国、德国、日本甚至韩国都是这样。苏联档案一解密，哈佛大学立刻拿出10万美元派人去俄罗斯翻拍成胶卷。拿回去之后就放在自己的图书馆里，给公众使用。但是我们国家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就算有人意识到了，也没这个预算。我当时给社科院打报告，一等就是两年。人家都把档案拿回去开始研究了，我们这边还没开始。
另外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经历了“文革”之后，因言获罪的事情太多了，大家做研究都以不说错话为前提。这也导致了学术界一个坏毛病，东抄西抄，直接用别人书里的史料。这当然要比从原始档案中研究方便，出书出成果也快。从最原始的材料出发，用自己的逻辑，把这些彼此独立的档案联系在一起，虽然出东西慢，但这才是历史研究应该有的状态。
时代周报：你说档案解密之后，冷战历史需要重写重构。对你来说，这么做会不会有政治上的风险？
沈志华：肯定有。我研究的领域有些敏感，牵涉到中苏关系、对领袖人物比如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对“文革”的反思、对政治体制的反思等等。我研究出来的东西，和国家宣传了几十年的东西，口径是不一致的，所以很多人不满意。好在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就算不满意，也没有文字狱，不会整作者了。顶多不让你发表文章，不让你出版学术作品。这也有办法解决。其实，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也并没有对这些历史下什么定论。
时代周报：《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这本书就是基于研究解密档案出来的学术著作。那么，你认为它对原有历史研究的颠覆性体现在哪里？
沈志华：可以说，颠覆性的东西是全面的整体的。几乎与大家以往所知道的历史都不同了。我们以前所获取的苏联历史，基本上都来自斯大林的那一套历史教材。而实际上，这套教材就是围绕了斯大林如何正确，而他的政敌们如何错误，这么一条线索编写出来的。这是一部成分复杂的历史，但我们中国人很少想到要去解构它。
按照原先的理解，一部前苏联史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史。但实际上，当你接触到那浩如烟海的档案，就会明白，历史的层次是很丰富的，诸如宗教、民族、文化等各种问题都有涉及。不一定要从阶级这个视角去看历史。
他们犯过的错，我们也犯过
时代周报：你认为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研究前苏联史有些什么现实意义？
沈志华：中国人应该特别关注前苏联史。因为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近90年，大部分的路都是跟着前苏联走的。整个一套体制，也是前苏联的体制。他们犯过的错误，我们几乎也都犯过。前苏联的辉煌荣耀，中国也差不多都获得过。
这当中的是非曲直、跌宕起伏，对于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更是深有体会。中国人做前苏联史研究会比西方人做得更好。西方人虽然拿到了很多第一手档案，但他们并不能理解当时苏联的很多语言习惯。但我们进入这种语境就没有障碍，和前苏联一样，中国人从小就都生活在各种政治术语里。很多日常的语言，都会通过政治术语来表达。
时代周报：前苏联犯过的错误，我们几乎也都犯过。那么这个历史的脉络，能不能大致梳理一下？
沈志华：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确实在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远景和实践条件去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包括战时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也是这种尝试的一部分。但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发现，这种实践行不通了。也就是说，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愿景在苏联的实践，一开始就遭遇了困难。因此，列宁转向了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带来了很多问题，由于允许一定限度的市场经济存在，当时前苏联发现，新经济政策必然带来财产的私有化、人民的公民化、体制的民主化等要求。这对于苏共的一党制以及公有制都是有威胁的。
这个问题随着列宁去世和斯大林上台得到了解决。斯大林看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威胁，所以他推行的是经济上完全公有制，政治上高压专制，舆论上蒙蔽愚民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作为党内改革派的人物，他当然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他受到了国内保守派保护既得利益，以及他人争夺共产国际领导地位的双重打击。他改革的愿望随着勃列日涅夫上台而宣告终止。
前苏联的两次改革的尝试，都被打断了。而由此整个体制却越来越僵化、庞大，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走进了死胡同。战时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属于我们中国所说的“一抓就死”；而战时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想要进行的改革，又属于“一放就乱”。
今天回头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苏联已经摸索了近三十年，已经历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挫折、经历了新经济政策的中断、遭受了公社制度的失败等，但是中国没经历过，对前苏联的各种教训视而不见，人家三十年来的错误我们照样犯了一遍。
当然也不全是犯错误，对比起来看，也有一些地方是英雄所见略同。比如我们后来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之类的农村政策，其实在前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中就已经出现。遇到的问题也大同小异。改革开放之初，政策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跟做烙饼一样翻来覆去，说明改革阻力很大。
而邓小平所做的，其实是赫鲁晓夫没能做成的事情。
时代周报：这些宏观的结论，都是通过对解密档案的研究获得的吗？
沈志华：是的。斯大林时代有一个制度叫做“邮检”，就是克格勃在邮局通过一种机器，把一些私人的信件拿出来审查，并且复制一份作为档案存放起来，你本人完全是不知情的。所以在披露出来的档案中，我们有机会看到了大量“二战”中前往东欧作战的苏联红军的家信。几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东欧时发现，胜利的苏联红军，远没有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得好。当时很多苏联红军士兵给家人写信，说匈牙利平民的家里居然有红木家具和地毯。这对于苏联红军的震动很大。他们一直受到的教育是说自己生活在天堂里，而其他地方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产生了怀疑。
但是斯大林不允许这种怀疑大规模存在，他的手段是高压。大家都知道的朱可夫元帅后来被清洗，深层原因很多，但是罪名却是他从德国往国内运红木家具。对资本主义生活的向往，在苏联红军中当时的确是很普遍的。
老百姓肯定是有不满的，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到斯大林去世的时候搞了三十来年了，莫斯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
解体的祸根数十年前就埋下
时代周报：这套书出来之后，我们注意到媒体对此的报道，比较侧重于书里对前苏联腐败问题、阶层对立问题等方面的披露，这是为什么？
沈志华：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我们这些做历史研究的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会走到这一步，贪腐盛行、权贵阶层和老百姓变得对立。难道这是不可预防、不能解决的吗？
从前苏联的档案来看，这个祸根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埋下了。前苏联的官僚体系，叫做“官册制”，字面理解一层意思就是说给官员登记造册，另一层意思就是册封，官员被册封之后会有相应的待遇。一个官员，在不同的级别，享受的福利和待遇是不同的。它十分类似于中国封建王朝使用过的“品级制”。
列宁在最初的设计其实很理想化，他让所有的官员住进了集体宿舍，设计出了一种平等。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理想化的平等难以维持，权力大、级别高的官员搬进了别墅，党内日渐形成了权贵阶层。
那么为什么不能取消这种制度，从而消除这种趋势呢？尤其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档案，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庞大而森严的官僚体系，内部的利益阶层，已经凝固了，不再是顺畅流动的，而是板结的。依靠权力谋取利益，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被制度化了。而作为执政党的苏共，也就彻底远离了人民。
在披露出的档案中，有一大批当时的群众写的人民来信、上访信，比如说饥荒来了没饭吃、对官员腐败的指责、对住房紧张的抱怨等，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中可以看到，人民对于很多问题的不满是很强烈的。所以，当苏联解体时，大家发现一个执政了70多年的政党下台，居然很少有群众对他们表示出留恋。
时代周报：既然群众这么不满，有没有人替他们代言？
沈志华：在我们这套书里面，有一个专题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老百姓的不满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替他们说话。这些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群体，在前苏联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这个群体在上世纪60年代的苏共二十大之后变得很常见很引人注目。他们自己创办地下刊物、小报纸，站在老百姓立场上表达一些观点。这个时候已经不像斯大林时代那么高压，不能总是兴起文字狱把这些人抓起来，查禁又查禁不过来。所以一方面，当时的苏共加强了克格勃对思想领域的渗透，加强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驱逐出去。这当中可能最著名的就是索尔仁尼琴。
时代周报：从贩卖奴隶到强调人权，从对殖民地资源的破坏性掠夺到讲究环保，从种族歧视到提倡平等，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资本主义一直在向世界输出更先进的价值观。从目前的档案来看，前苏联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吗？
沈志华：这个问题还真没有思考过。我觉得以后也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研究一下。我只能就我的印象回答。马克思以为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但是资本主义似乎从经济危机的痛苦中摸索出了自我修复、自我纠偏的能力。但前苏联非但没有鼓励人性的解放，还一直试图压制人们的思想，推行愚民政策，虚假宣传。所以，我认为在价值观的方面，它是一直在倒退的。
时代周报：既然你说中国相当的道路都是跟随前苏联的，有没有想过，把你研究的方向转向比较史学，对比研究一下中国和前苏联不同阶段的历史？
沈志华：中国和前苏联的历史，大致相当于两条有着30年时间差、却又交织在一起犬牙交错的线。很多前苏联的问题，三十年后的中国再次面临。我也想过要把前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和中国“文革”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但是这样的比较史学研究目前很难进行。
进行这样的研究，前提就是先把中苏两国这段历史的所有史料摸清楚了，并且史学界对这些史料取得了共识、重构了两国各自的这段历史，才具备研究的基础。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前苏联的历史档案都搞清楚。只有以后把新中国这一段历史也摸清楚了，才有可能去进行比较史学的研究。这可能要到很长时间以后了，因为中国目前的大部分原始档案我们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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