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政治协商创新:向制度性协商迈进

2009-09-10 08:00:32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广州市公交补贴,到底补到什么程度、如何补贴?93,中共广州市委率先在全国出台的《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有望给这一涉及财政数亿到十几亿、关系到数百万市民出行利益的重大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规程》首次明确,关系民生和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都必须事先经过政治协商。此外,首次列入政治协商的内容还包括“有关城乡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本市的重大建设项目”和“应对重大危机的预案和实施方案”等。

此间评论认为,这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稀缺”实践创新。不过,这在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看来,最终的评价关键是要看实践、要出成果。

政协的前世与新生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齐卫平指出:“自从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取代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后,政治协商制度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处境。虽然党中央对多党合作也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对政治协商制度也没有加以否定, 但在‘左’倾错误发生时期,政治协商制度实际被‘冰封’了。”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地赋予政治协商制度以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1980年,邓小平指出:“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1991年,江泽民提出了“两种民主形式”的观点,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力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2004年,胡锦涛指出:“政治协商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和政府广集民智、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2007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

尽管政治协商制度受到最高决策层的重视,但政治协商内容的实效性却难如人意。有专家指出:“质量是政治协商的生命。如果时常抓住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分析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提出一些‘难以实施’的建议,这样的政治协商即便开展了也难有成效。”

对此,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也有亲身的经历。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长期以来,就我的实践来讲,我没见到过不是党委、不是政府、不是人大提出的协商内容。因此,基本上要么是政协自己所谓的专题协商,调查完了写个报告,政府听取一下意见;要么是,党委关于哪些人选跟你们协商一下,还有政府的工作报告每年在政协会议上审议一下。所有的协商,都变成听听意见。”

实践检验政治协商实效

“《规程》的出台,符合一个总的精神,即我们的决策要更多地与社会沟通,更能反映社会的民意。到底从什么渠道更好一点呢?目前来看,是要进一步发挥政协的作用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一个进步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据广州日报报道,《规程》将纳入广州民主法制建设试点范围。广州市政协党组从今年3月开始代拟工作,半年内十易其稿。在广东省委的总体部署中,如果《规程》在广州试行顺利,明年下半年适当的时候将向全省推广。

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在广州市、区、县级市政协主席会议上表示:“广州目前政治协商还不够规范,具有随意性。《规程》出台后,将使广州的政治协商由政策性协商,转变为制度性协商,政治协商将有政策性保障。”

“中共广州市委这个《规程》有突出的地方,在于有一个纪要,用一些形式力图恢复协商的地位。各党派的协商意见,都签上名的话,交到人大,绝对不会不通过的。人大通过后,政府就必须执行。”王则楚说。

郭巍青说:“没有协商程序重大决策就不决策。政协地位提高了,也对其能力提出了高要求。”这也是广州市白云区政协主席庞文洪的担忧:“《规程》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但也让我们很不安,压力也很大,原因是政协委员是不是具备了与党委、人大和政府协商的水平和能力?这对政协委员的素质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同时,政协的构成也是一个待解决的课题。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冬和曾撰文指出,现在政协界别的设置存在交叉重叠以及新的社会阶层没有充分体现等不合理的现象,应当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贯彻“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的原则,对政协界别进行合理设置和科学调整。其次要克服“精英民主”的局限,注意吸纳“草根”阶层的代表,消除不同社会群体在政协组织中话语权不对等的现象。

对于《规程》的内容,在王则楚看来,并不是没有缺憾,“要协商的事,多了去了,由谁提出,协商建议案的受理程序是什么,多少委员联名就可以提出?我特别注意了,《规程》中并没有明确说明。”

王则楚表示:“政治协商是写在章程里的,只要不做,永远是纸上的东西。关键还是要看实践,能否出成果。做一两件能够说明政治协商起作用的、具体的涉及老百姓利益的事,比如广州市的公交补贴、广州市政府贷款500亿治理河涌等,能够协商一个结果出来,然后这个结果影响到决策,影响到执行的话,那么这个《规程》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仍然只是一种形式。你只要去做,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差的,自然就会优胜劣汰,能力自然就会提高。但不做,是永远不会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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