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高群书大片之旅
高群书这些年在电影圈的经历，基本上可以用“拧巴”形容：2006年的《东京审判》，枯燥的法庭戏拍得节奏紧张的同时，让他心率也很紧张—他“炒房炒成房东”的借钱拍片的崩溃英雄事迹登上了《南方周末》；2008年《千钧一发》首次统一了传媒影评人和官方电影节—他被一致看好“最有票房号召力”，而票房最终证明市场才是媒体、政府都不理的“混不吝”。这种“拧巴”让凭《征服》、《命案十三宗》玩转电视圈的高群书，面对电影圈高喊“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时，听到的只是无边的空寂和自己的回声。
如今老高不再和回声对话，华谊兄弟的艺术总监陈国富慧眼识珠：“其简练、精确、活力十足的电影语言是我在大陆少见的，或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其对人物的细心体贴也令我惊艳。”于是陈国富将自己准备多年的《风声》拿来与高群书合拍，并且提供近亿投资和全明星组合，暂时放下自己手头的《红旗谱》、《四大名捕》，高群书加入了《风声》的阵容。目前电影已经结束拍摄部分，正在进行最后的制作，将于
大片：就得有“装蒜”的东西
刚进入《风声》剧组时，制片方的预期是“不亏就不错，拿到八千万就是胜利”，高群书说那不行：“如果我来了，就拿八千万对我是个侮辱，那我来这干嘛呀？（票房）必须得过亿。”
定位明确，《风声》是一个大片，但按照大片的标准看，《风声》有明显的局限性：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别墅里，没有广阔的背景，没有千军万马的战争，和同家兄弟《集结号》比起来，缺少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元素，“大片是有要素的，第一我们这个戏必须搭景，第二，必须有大场面，第三，我们必须有航拍。”高群书用好莱坞的戏作参照，坚持最起码的大场面不能少：“既然叫大片，你得有装蒜的东西，这个大场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装蒜，看完这个场面，你再说投资多少，人们愿意相信；第二个是营造当时的时代氛围，让观众有带入感。”
“装蒜”的大场面锁定到影片开头为汪伪政府第二年庆“国庆”的一场戏，原来的剧本里是用资料表现，高群书觉得这场戏如果能如实再现会立刻营造出时代感，这个想法遭到周围人的反对，反对理由一是这个政治上不正确，怎么能演庆祝汪伪政府的戏呢？老高拍胸脯说“出了事我负责”；理由二是很难拍。最适合拍戏的场景在天津，一条街道上的建筑全是文物，保存完整的天津码头大洋行里进驻了中国银行、人民银行等各种机构，协调太多的单位，搞不掂啊！“我说你不想干就别干了，必须拍，肯定得拍。”后来这场戏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了，整条街上张灯结彩，到处悬挂那个时代的旗帜、招牌、标语，印有汪精卫招贴画的标语是用布做成的，有30多斤，挂起来能从五层楼垂到地面；只用一次的霓虹灯花了60多万，而且为了保护建筑还不能用钉子固定，特地找了一家公司进行技术攻关，粘贴在墙上。
最终这场欢庆街戏耗资近两百万，诸如此类的“装蒜”还包括搭建在峭壁之上的老别墅、特技制作等，连街戏中几秒钟的日本乐器演奏者都是从日本本土请来的。
明星：耍大牌就翻脸
要想“过亿”，就要有对应的“过亿”演员阵容，高群书透露最早的演员架构比现在大得多，包括陈道明、章子怡、葛优、孙红雷，甚至境外演员都争取过，“后来我们觉得，不能说一讲大片就找周润发、刘德华，中国所有大片的命运都赌在一个人身上，是很荒谬的。”目前的周迅、李冰冰、张涵予等明星集结的阵容模式，可能是一种国产演员票房影响力突破的模式。另外一个私心则在于，这些人多是华谊的演员，合作起来好打交道。
高群书自认脾气不好，拍摄前先给陈国富打预防针：“你的演员谁来都不要紧，但来了必须得合作，必须听话，别在我这耍大牌，耍大牌我就翻脸，管你是谁！”结果拍下来，除了和苏有朋严厉地谈过一次话，没有发火，也没有骂过任何演员：“不是我欺软怕硬，是人家表现都出乎意料的好。”《风声》中七位主要明星，每个都带了很多年的经验积累，在这个讲究每个人实力相当、群戏出彩的集体里，最让他惊喜的是四个人，王志文、英达、苏有朋和黄晓明。
“英达和王志文，久经沙场的老江湖焕发出新东西，必须要内心特别强大，同时对这个职业的十足热爱，但他们最后完成得非常好。”电影里高群书想打破英达插科打诨的喜剧演员类型，要一种纯朴的文化气息所以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英达老师，我希望看见你的倒退，倒退到十年前的《围城》。”英达心领神会，结果演了几天后，高群书衷心地说：“英达老师，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北大心理学系毕业的业余演员的状态。”老戏骨王志文对剧中的“汉奸”角色心里没底，高群书特地跑到北京和他探讨角色，最后决定将角色定位在“执行者”。
在黄晓明和苏有朋这样的年轻演员身上，高群书惊喜地发现许多可能性，比如苏有朋提前去学了一段时间昆曲。有时候也有矛盾的，身为大众偶像的黄晓明，对自己的形象很介意：“我当时设置的这个人是比较病态的，是一个病态的理想主义的人，可黄晓明拒绝把自己整得太沧桑。”经过一番磨合与说服，黄晓明自觉地进入日军的角色，看资料揣摩日军的习惯：“通过这部戏我发现了他身上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要慢慢培育的，我相信经历几部戏之后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
《风声》拍摄期间里，高群书只发了两次火，都是针对工作人员。有一次是拍摄张涵予受针刑的戏，找了替身演员专门做“针替”，前来扎针的大夫特意强调由于是真要扎进穴位里、所以每个地方只能扎一次，“开拍前我反复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跟焦员绝对不能虚，可拍下来焦点还是虚了。当时我就破口大骂，他妈的，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替身演员不是腕儿就不是人啊？针都扎到肉里面，你上去扎一次看看？你拿那么多钱不就是买你个技术，技术都不过关，你凭什么要求演员反复给你拍？”
伟大：“我已经完成我的部分”
从哪个角度看，《风声》对于高群书都是一部独特的作品，号称无上限的投资，庞大的明星阵容，让他空前感受到拍摄的底气，前提是和别人分享导演的权力，他与陈国富的联合执导模式在国内电影圈十分少见。前期筹备、后期剪辑由陈国富负责，现场拍摄则是高群书，在很多次接受媒体访问时，高群书都会从星座角度称赞这个组合：“陈国富是金牛座A型血，非常理性、固执，我则是双鱼座AB型，非常感性、多变，正好相辅相成。”
最早陈国富也曾拍过几场戏，后来感觉气质还是不统一，就放权了，他戏称拍摄时是高群书“大权独揽”，高群书则认为这是互相尊重：“现场拍什么陈导都特别尊重我，那后期我也不能去说什么。电影从剧本，筹备，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加上宣发，进入市场，这个流程是很大的，我把我这部分东西做好，就等最后结果了。”高群书觉得这种联合执导模式因人而异：“作为商业运作可以，要想出伟大的片子，双导演这种方式不值得推广。”
虽说对后期不发表意见，高群书还是坚持把《风声》放在国庆档期：“华谊曾经犹豫想打贺岁档，想躲开《建国大业》，我说这种表现地下工作者坚贞不屈的电影，有什么理由不是‘十一’上啊？”如今看来，档期不成问题，《风声》独霸完整的10月档。
之前高群书曾对媒体说《风声》是部伟大的电影，“因为《风声》里有一种精神的特质，这种特质的高点代表它是伟大的，而不是我们吹牛皮吹出来的伟大。”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真正伟大的电影，商品性也是要尊重的，只有做到商业性和精神高度的统一，才是足以传世的伟大，如高群书眼里的《教父》、《现代启示录》。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老高承认他已经不敢再说《风声》伟大了：“还是要等到看到电影再说了。电影是一个集体劳动，导演只是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可能从元素上是绝对主要的，但不是占绝对完整的地位。”他想了想补充道：“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伟大了，现在就看大家能不能做到（伟大）。”
访谈
“我在这样的电影体制中游刃有余”
商业片还是艺术片，不管在电影圈内，还是在舆论之中，都一直被争议—争议声当然不是聚焦在“商业片还是艺术片”这个伪问题上，就像高群书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说的，很多中国导演不屑于标准好莱坞模式，要俗不愿意俗，拍艺术片又是为了拍电影节评委的马屁，他则愿意俗，也够俗。这是高群书为什么在票房表现不佳的情况下，依然坚称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的原因。
“《风声》是看完让人激荡的电影”
时代周报：《东京审判》、《千钧一发》和《风声》，这三部电影的主题和风格实在太不相同。
高群书：我做导演，不管拍什么，最后拍的还是我自己，我不管拍电影还是电视剧，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人和社会的关系，这是我永远逃不出的宿命，是从根上把我焊在那里了。拍海岩，拍古龙，拍《千钧一发》，都是这样。
时代周报：作为谍战片的《风声》，体现什么样的人和社会关系？
高群书：谍战或者杀人游戏，实际只是《风声》的外象，内核是一群人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的成长和蜕变。“杀人游戏”里能逃脱就是最终的目的，电影中那个时代下，人的选择的却是不逃而要把情报传出去。舍命不仅仅是为了传递情报，还有对别人的掩护，对理想的信仰，当时开会讨论怎么把握人物时，我说就一句话—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怕的就是死了但任务完成不了，导致更多人死。
时代周报：所以《风声》里始终压迫的不是死亡的阴影，而是如何把任务完成？
高群书：对，一个人死换别人的活，这也是革命者的高尚情操，我们现在老是政治化地宣传这些，高喊“马列主义”反而把革命概念化、口号化、标签化，让大家觉得不可信。《风声》里第一就是真实，真实再现这样谍战的特殊的人的工作和感受。
有场戏是周迅受刑，那是一种对女人来说挺变态的一种刑罚，每拍完一条，周迅都会坐在椅子上哭。我说你哭什么呢？她说：“没法想，一想就哭。”电影里有很多这样触及人性本身的东西，不管说《风声》是主流商业片也好，国庆献礼片也好，这都是概念，实际上拍的是人，把人的东西拍好了，大家都愿意去看。
时代周报；这是不是你拍完《千钧。一发》后想拍的那种“让人看完能感到温暖的片子”？
高群书：是激荡，希望你们看完电影之后能感到激荡，否则拍得太没意思了。电影有时候就是为了让人能觉得更有理想、有向往的东西。前十几年二十几年，改革开放让大家富了，带来的最大的一个祸，就是失去理想，把什么东西都拉下来，不用求神，不是说生活中必须有神，但我们自己必须创造一个可以仰视的东西，如果没有仰视的话，真的就完蛋了。
“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
时代周报：你曾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可在票房上，你之前表现并不好。
高群书：我绝对是最好的，没有之一，继续往前走，那时候你再来看票房。
时代周报：这种对自我的判断是怎么来的？
高群书：电影在好莱坞100年，已经完成了各种类型的甄别。好莱坞主流电影是有指标的，它的规律有三项，你可以考察任何一部好莱坞主流大片，像《变形金刚》：第一，它的主题是从民众到政府所有人都认同的，除恶扶善、拯救灾难、英雄主义。这个主题在中国导演来看太烂太低级了，一定要把英雄矮化、兄弟反目，《投名状》的失败就失败在主题上，黑暗主题在好莱坞主流电影绝对不允许出现，你回家黑暗去，别让全世界人民跟着你黑暗。按照好莱坞主流大片的标准，中国大片哪个能合格？
第二，就是制作规模。资金、腕儿，因为大片必须更具诱惑力，更有号召力的，人们就是奔着汤姆·汉克斯、奔着安吉丽娜·茱莉去的，要这些人你就必须有大量资金。
第三个是最关键的，也是每一个中国导演都没有做到的，就是好莱坞叙事。好莱坞叙事怎么形成的？它的来源是希腊喜剧，是按照人和事物的规律，出生、成长、老年、死亡，最简单的因果关系，一加一等于二，你要等于三那是艺术片。但恰恰是这么简单的逻辑，在我们这个培养大师的国度，尤其是电影学院行不通。他们不屑于拍。我说我是最好的商业片导演，是因为我足够俗，我愿意去俗。
时代周报：像《十全九美》那样恶俗？
高群书：我所谓的“俗”是我跟所有人站得一样高。我不想高于别人，也不说那些大道理，我电影的使命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我喜欢现在的电影体制”
时代周报：按照好莱坞这三个标准判断，《风声》应该能达到一定的票房吧？
高群书：如同我之前写的一篇序言，第一句话就是：“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证明我的正确。”这也有愤青的哀怨在里面，实际上我进入这个圈子这么多年了，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证明我的正确。我不是说我不偏激，我也有偏激，我有很多时候也是按捺不住、胡说八道的，但都是因为当面对这么多不正确，而且这些不正确还沾沾自喜的时候，你无法不愤怒！
时代周报：最近接连采访了娄烨和王小帅两个第六代导演，感觉特别有代表性，前者是被政治驱逐，后者是被经济驱逐。
高群书：没有谁驱逐谁，大家同时生活在一种环境里面，同时面对的是一个体制。这就是一个人心的问题，是你想用什么东西影响什么人的问题。作为一个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我不能说你传播黑暗就是犯罪，但是你传播黑暗就应该在一个小范围之内，不应该走进大众。其实我也很灰暗，我也是个特悲观的人，但是我不能用我的灰暗去感染所有人，非要让人感觉想死、绝望，那你是不是不负责任？你怎么能企求大众和政治、经济能喜欢你呢？
为什么我会说我欣赏贾樟柯。贾樟柯这个人就是他拍他的，他有他传播回收的途径，他完成了他的途径，自娱自乐已经挺好了。不能怨别人，你征服了谁算谁，征服不了算你没能耐，真的不能说这个体制不容我存在，体制养你去传播黑暗去吗，传播灰暗的情绪去吗？所以我从来不会怨别人，这种体制非常好，我喜欢这样的体制，我在这样的体制中游刃有余。我没有任何片子通过不了，包括《风声》大家都说这么血腥能通过吗？事实证明都通过了。
时代周报：我是觉得黑暗也没关系，拍好看是第一位的。
高群书：对，比如说昆丁·塔伦蒂诺，他把黑暗拍得很商业化，看的人没有感觉很黑暗绝望，他活得可不黑暗，他高兴着呢。拍电影，目的性决定了你拍的手段。你拍完了是不是想拍评委的马屁？
其实很多导演们生活得也都不黑暗，该泡妞的泡妞，该吸毒的吸毒。（电影拍得那么黑暗）是干什么？就是拍马屁去了。说穿了就是拍威尼斯、柏林电影节评委的马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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