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政策储备 石小敏警示“两个失衡”

2009-08-27 06:03:28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主要观点:现在全球危机是全球失衡,消费和投资不成比例,两个失衡碰在一块。在中国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内部失衡,但外部失衡感受不深。2002年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改革的那一条腿直接绑到全球化的大车上。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大车不走了,而原来一直被拖着的后腿也不会走路了,于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当美国对危机有了深刻的反省和反思,并有了新的战略和目标的选择时,中国现在好像是应急、短期为重。

819,鹤城齐齐哈尔开始降温,准备迎接一场喜雨。同时也迎来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石小敏。

820日上午,在齐齐哈尔市嫩江宾馆,石小敏做了一场题为“危机与应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的演讲。他开门见山地提出,危机已经改变了世界,也将深刻地改变中国。站在“止跌回稳”的复苏关口上,如何看待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又如何应对这场危机?这场危机能为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带来什么?全市科级以上干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等近400人聆听了这场演讲,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会场几乎无人离席,共同分享了这次思想的盛宴。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该活动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鹤城讲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广东五叶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五叶神”)等单位协办。从今年4月份起,五叶神品牌联合主流媒体发起了一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经济大讲堂”—邀请经济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就各界关心的经济热点话题或相应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开展巡回演讲,并将此项活动列为本年度的“文化薪火工程”项目。

“面对当前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我们意识到,一个品牌应该与全社会共度时艰、共谋发展,必须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有所作为。五叶神文化薪火工程之经济大讲堂,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应运而生的。”五叶神品牌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内外失衡 影响纵深

“用格林斯潘的话,这场危机是百年未遇的。这也是二战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危机。”石小敏开场就严肃地表示了对此次危机的担忧。“危机爆发前后,是一个时间的临界点。这之前我们是一套方针,之后我们变成另外一套方针了。”

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外宣处戴云峰副处长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作为重工业城市,齐齐哈尔也深受金融危机之害。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最有名的一重集团的销售收入超过了100亿,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现有的一些合同在萎缩,一些已经签订的合同甚至要求暂缓执行,金额涉及到30亿元。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石小敏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了这场危机的根源。石小敏特别提到了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危机”。

辜朝明是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已故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侄子。2008年辜朝明出版了《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重点是总结日本长达15年衰退的基本经验。前不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到广州来,作为嘉宾的石小敏问他对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危机”的看法,克鲁格曼诚实地表示同意,担忧世界经济同样陷入“日本沉没的十年”。

“现在全球危机是全球失衡,消费和投资不成比例,美国人借钱中国人不花钱。两个失衡碰在一块,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对外部的失衡感觉不深,但是对自己的内部失衡已经有所感觉,所以在十七大前后就有很多好的提法提出来,像统筹兼顾、和谐发展、促进民生,已经开始做一些事情了,但是还没有做多少,外部的危机就来了。石小敏认为,面对两个失衡,在这样一个临界的时间点上,我们前面的判断和后面的判断,有些地方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

在石小敏看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国外国内两个失衡,而中国的状况无疑是“内有积火、外遇风寒”。

政策配置决定消费水平

在石小敏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就像一条黄河,我们在空中鸟瞰黄河,中国西高东低,所以大河东去,从辛亥革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黄河九曲,但还是向东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大弯子向北去了,我们走了弯路。改革开放将这个又拉下来,又东去了,我们变革最快的部分已经入海了,变革最慢的地方可能在壶口瀑布,弯还没有拐过来,但也是顺应潮流,这是我们三十年的一个历程”。

方向是对的,但方法却值得商议。石小敏指出中国改革的“畸形走路”方法。“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一条腿跨步向前,政治改革的另一条腿在后面被拖着走。2002年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改革的那一条腿直接绑到全球化的大车上,让全球化的大车提供更大的动力拉它。到现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大车不走了,而原来一直被拖着的后腿也不会走路了,于是这个人站也不是,走也不是。”

石小敏还特意拖着腿形象地走了两步,引发与会者强烈的共鸣。

“有学者建议,我们能不能将调结构、促民生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三年将居民消费占G D P比重提高十个百分点?中国居民的消费占G DP的比重现在不到35%,美国大概是71%-72%,日本大概是67%-68%,俄罗斯是56%。”对于时代周报记者提出的“为什么我国消费如此低”的提问,石小敏十分感慨,其实早就该扪心自问一下,为什么我国的消费这么低?

石小敏解释,去年30万亿的GDP10个点就是3万亿,在今后三年如果提10个点,就是今后三年每年在消费的正常增长下,还要额外地增长一万多个亿的居民消费额,才能够在三年之后将这个比重提上去。新增一万多亿的消费额,要靠新的制度和政策把它促上去。举例来说,给农民实行农业税的减免,给农民种粮直接补贴。这两项政策给几亿农民的好处,按照2008年的情况是2000亿元以上。如果增加一万亿,就要推进五六个这样的措施,才能够将额外的一万亿消费推上去。

“可是这样的措施怎么来的?我们通常说政策储备,一个问题开始研究,动手、试验,到政策全面推出来,有时候往往需要十年的时间。我们有多少这样的政策储备?”石小敏指出,“当美国对危机有了深刻的反省和反思,并有了新的战略和目标的选择时,中国现在好像是应急、短期为重”。石小敏特别警示,不要在一条路上绊倒两次,走过去摔一个跟头,回来又摔一个跟头,这就不聪明或者说不够聪明。

演讲结束时,很多嘉宾意犹未尽。窗外,大雨倾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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