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影像从伪善中获得自由

2009-08-20 07:12:28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可以不被仅仅看作是一部关于50年代中国新闻摄影的论著，而是具有更多种的阅读角度和更普适的政治学意义。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进入一个史无前例地高度统一化的历史时期，在主流话语的全面宰制下，各种精神文化领域的工具化如出一辙。《红旗照相馆》所记述的争辩风云、人事沧桑无一不是反映出时代的共同特征，而且读者或许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虽然从影像中走来，但其对影像生产与传播过程的敏感讨论、对历史资料的格外关注，都显示出意识形态政治学、图像社会学的色彩。

《红旗照相馆》这个书名易使读者略有迷惑，本书特约编辑从选题的角度对它的概括是比较中肯的：“本书以1956-1959年间关于照片摆拍、作假这一争论为立脚点，讲述了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大跃进中的浮夸之风、布列松访华以及深处历史旋涡中的老摄影人的命运如何由此发生逆转。书中有珍贵的历史史实与当事者的第一手资料，故而它既是一本摄影的断代史，又是一个摄影人在半个世纪之后对那段历史的沉思与反省，选题内容、写作思路都可谓别具一格。然而其中内容与特殊的时代背景相关，因而颇显敏感。”我想，“断代史”之说可再商榷，称“问题史”或更恰当？而所谓的“敏感”，目前看来还是“意到笔不到”，是因为作者深得中国诗画神髓，还是因为尚欠一点火候？

再回到书名。作者对《红旗照相馆》这个书名没作解释，只说是在路上聊天中“悟得”，并在自序中说到新闻摄影这个行当还甩不掉一个老词：照相的。读者也不妨各“悟”所得。比如，你可以把它翻译为“红旗下的新闻摄影”或“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也不妨绕一个大一点的圈子：“照相馆”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社会生活领域的公共性领域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一个以公共的名义记载私人记忆的图像集散地和储存器，虽然它的生产模式使它必须遵循固定的程式，但借此而引发的仪式感、情感交流和家庭谱系的引证却是带有公共性的因子。在一个逐步以现代性转型为内驱力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公共性机构的出现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实际上，新闻摄影事业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类似照相馆的公共性机构，它以生产图像为载体收集和传播公共记忆，实现公共交流的目的。但是在生活中有无数的照相馆，而1949年以后中国的新闻摄影事业却是只此一家，于是就有了单数的“红旗照相馆”。

我说更愿意把它看作是“问题史”而不是断代史，那么它提出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作者在“自序”中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但似乎略显随意、芜杂和欠缺提炼，然而作者在叙述各种争辩事件、人物际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意识难道还不够明显吗？—《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贾化民在看了《大跃进摄影展》后写了一篇247字的观后感，便遭到中国摄影学会组织的逐步升级的批判和同一摄影组5位同事的联名揭发，终身坎坷；当时批评过他的陈正青在1966年也是遭同事揭发，说他在整理照片竟然把蒋介石排到毛泽东的前面，于是抄家、审问，结果他和妻子在家中双双自杀；《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高粮因为说了一句作为目击者的真话，被蒙冤流放20年。

在大跃进运动中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欢跃在早稻“卫星”上》、13个青年“稳稳当当地站在稻穗上”等“新闻照片”则是人异化为神的典型，后来有人评述说，50年代的这些弄虚作假的摄影为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推波助澜，起了很坏的影响。在这些现象和问题的背后，什么是真正的实质性问题呢？应该思考的是在5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行为特色就是极其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力量整合，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需要在人们的认知结构和话语系统中进行意识灌输与改造以外，在影像的传播与审美方面也需要有一种彻底的、全新的建构过程，使之成为一种建构历史神话、促进制度认同、保证忠诚、攫取人心的有力工具。只此一家的“红旗照相馆”只能在彻底泯灭个人立场、自由心灵、人道主义的批判精神的轨道上狂奔，新闻摄影的确有理由成为意识形态强力意志的风向标与晴雨表。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权力的大言不惭、指鹿为马、文过饰非与懦弱者的权力崇拜、明哲保身乃至自相残杀都成为思想文化界习以为常的公共生活—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伪公共生活。作者不辞劳苦、辗转访寻、力图细细辨析的，难道不正是这样一个最实质性的问题吗？

波兰当代著名诗人Z·赫伯特说道：“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使语言从伪善中获得自由，并恢复事物的逻辑—这样的事物不会令人哭泣。” 这也正是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和任务啊—使新闻图像从伪善中获得自由，并恢复新闻摄影自身的逻辑，只有这样的“照相馆”才不会令人哭泣。

当然，由于在本书中叙述的所有这些人和事都是发生在中国新闻摄影界，这些争辩风波、人物命运无一不是引伸出中国新闻摄影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因此本书的另一种阅读角度是研究意识形态宰制下新闻摄影理论的困境。在这些争辩文字中可以发现，当时这些人的智商并不低，如第一章关于“组织加工”和“摆布”的争论，尤其是关于“北海公园事件”的讨论。但是知识逻辑的运用是有限度的，当争论趋向于更高层面的范畴的时候，便会遇到不容争辩的原则叙事，它既压制也化解了争辩的逻辑发展。因此，作者越是详细地复原争辩的话语体系及其运作过程，结果是把理论上的困境越清晰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