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发村的孩子们
我是在石门坎基督教福音堂遇到张明亮长老的。我跟他攀谈苗族社区的往事,也说到家事,他很平静地谈自己。当年,传教士在石门坎兴建的教育体系,让他的父亲和叔叔由半农半奴的土目佃户,而成为“诗礼世家”—有高小或初中学历,在村里任教师。而他却因为父辈“复杂”的历史,而失去升学初中的机会。
听到他的小儿子在东莞打工,我就问他:需不需要我捎东西。我是认真地想帮他:从广州到石门坎,需要乘飞机到昆明,再从昆明坐六七个小时巴士到昭通,从昭通到石门坎
他说,不用了。他没有电话,小儿子的电话号码也丢了,很少联系,找起来也难。
他的大儿子病了多年,2008年在雪灾中去世。夏天,儿子的母亲也走了。他说,儿子到去世也没验出是什么病。我听他描述儿子的症状,应该就是长年氟中毒。这里的煤炭含氟甚高,而农村的住宅很矮小,窗要么没有,要么很小,人们多用敞开的炉灶取暖兼煮食,同时也可以烘烤楼枕(用树枝或者木条做成的阁楼)上的粮食。不通风房屋内的空气、粮食中,都有严重的氟污染。氟中毒会影响骨骼和神经系统,让人盛年就丧失工作能力,甚至死亡。在石门坎,人们十有八九长着一口氟斑牙,中毒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张长老含蓄地对我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寨子里的孩子有二三十个到了学龄而不能上学,原因是最近的学校也有4华里山路,而他却无能为力。他多么希望有好心人能帮助他们在村里建一个教学班。
张长老的大媳妇已经改嫁,他家并没有学龄儿童。他很穷,只靠种苞谷和洋芋过活,家没有水窖,60岁的他只能接邻居平顶上的雨水喝。但,学校,是他唯一对外人的请求。
我知道他希望我去看看,而我则怕面对自己的无能,我知道新闻并不像人们祈望的那般有力。可是,我是很少的可以把消息带出去的人之一—石门坎没有网吧,农民文盲比例很高,大多数村庄不通车路,石门坎街上甚至很难找到专门营业的摩托车,很少有人去那些山里的寨子。那是没有声音的角落。
我决定面对自己的无能。前乐施会项目办公室的管毓红给我找了一名向导,荣和社区发展基金的会计汪万全,他转了一圈帮我租了他一个亲戚的摩托,那是一个极单薄的孩子,无力掌握坑坑洼洼的路况,两三次,我们三个摔在一起。
摩托走了七八华里,进山就没路了,剩下四五里得靠走。我和老汪一起走路,大我十岁的他路很熟,走起来也不像我那么吃力,因为他的行当是杀猪卖肉,从二十年前就经常进山买牲口。
村子其实很有古意,因为要走山路驮东西,家家有马,很俊朗地栓在房前屋后。难得山里有块平地,房子很拥挤,而中间的空隙,是介于烂泥、牲口粪便和饲料残渣之间的东西,孩子、老人们就赤足走过去。张长老的邻居家中的境况跟他家看起来差不多,低矮的土房,草顶,没有窗。堂屋里放着炉子、牲口食槽,堆着人和牲口都吃的土豆,有一扇门通向更阴暗的一间房;“楼枕”是树条子搭的,二三十年熏下来,跟木炭一般黑得发亮。
这个寨子—泉发村的一、二组—有60户人家,200口人,约有一半是完全没上过学的文盲,二三十岁的文盲也很多,因此,村民根本就缺乏让孩子上学的意识。张长老说,“大集体”时代,村里还有民办教师带的小学,现在反而没有了。寨子里应该启蒙而没有上学的孩子有30个左右。有的属于超生,小孩子没上户口,教辅站就没有名额,报不了名,无法享受免费教育—村里有十几个小孩没上户口。有的,就是因为路太难走,父母省得麻烦,干脆让他们到八九岁发蒙。村里的孩子通常学习不会太好,稍微长大一些,可能就辍学帮父母做农了。
我们试着去走孩子们上学的路。那是从山石中开出的道路,沙与石很多,下雨天也不会十分滑,但并不好走。我们走到村外一里,下雨了,不能再走。最近的泉发学校在远处,一直往上走,再翻过三四座山头的地方,单程至少50分钟。而另一所营坪学校也是上山路,6里外,至少80分钟路程。这并不是石门坎最偏远的寨子,老汪正在帮
经过乐施会十年点拨,老汪已是项目老手了。我还没想明白,他就算开了:这个村需要的,是一个学前班,一个一年级。如果建设学校,两间教室加两间教师宿舍,八九十平方米,捐助者出师傅工钱和水泥钢筋,小工由村里派义务工,1万多元可以解决。问题是,工资以两名老师计,至少要1万元一年。这是豪华版。
泉发一组的蒋组长提出一个最廉价的解决方案是:用每年约600元的价格租用私人家比较大的空置房屋,每月500元请一位村里的初中毕业生,教授一年级的课程。这是个可行的计划,不过课桌椅从什么地方来?我看到的几家邻居家,找张小桌子出来都难。除了也许能动员起来的义务劳动,村民们提供不了任何资源,大多数人日常生计都很不容易。
离开时,十几个孩子们在村外土路上玩。混得稍微熟一点,他们愿意回答我问话了。问下来,多数孩子上学了,但启蒙较晚。张成军小朋友三年级,11岁,他告诉我,他认识的小朋友,7岁没有上学的约七八个,因为“太小,走不起路,天天会迟到,老师不收他们”。乡下孩子体格上是比城里孩子落后两年的,譬如张成兴小朋友,坐在路边玩泥巴,8岁,还没上学,看起来像6岁。
孩子们6时刚过就要出门上学。大人接送在这里闻所未闻。
我突然看到一个女生,13岁,是孩子们中间最大的,也灰头土脸跟小朋友玩。我犹豫再三,无法不问旁人:她的肚子怎么这么大?我得到的回答是:她已经嫁人了,因为她爸爸死了,母亲养不起他们姊妹。我问她:几个月了?—看起来少说也有5个月。她傻笑说:“我也不晓得,不懂。”
如果能募到一笔每年七千元的捐款,在这里就能产生让20名左右的孩子提前启蒙至少一年的效益。不过,我早已不相信那些“知识改变命运”的广告故事,我想,延长教育年限,对于这些孩子,只是多了一些未知的可能性。那种可能性如此渺茫,随时可能被贫穷、无知和随之伴生的各种疾病扑灭;但如果我们做,就能让它更亮堂一点。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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