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误区损害媒体公信力

2009-09-24 05:40:32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传播学者刘昶在其翻译的《传媒是什么》一书中提到马克·海克尔在1990-1991年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该研究发现大部分视听传媒和许多报刊既健忘，又不留出思考余地，只好朝向情感报道或煽情报道，而无法深入冲突，无法通过比较历史来前瞻事态。在许多新闻手段成功的表面现象背后，事实上隐藏着传媒的失败：距离事件最近的感觉（贴近性原则），并不表示事件的真相；直播冲突画面的做法（即时性原则），也不等于阐明冲突的现实意义。不惜代价追求透明度（即不停地看、不停地展示，为眼球提供一切）的理想，被当作新闻的理想，结果落入了景观式新闻的神话中，只生活在再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轰动效应领先理解，同情超越真正的博弈。

贴近不等于真相

新闻只能是事实的某种表现形态或到达某一阶段的状况。由此可知，新闻与真相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新闻通常是对现实的重构，是以事实和观点为基础的选择和阐释。当下的新闻往往会采编当事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或言行，以增强现实感和真实感。但是，由于选择的角度和选择所持的立场的不同，新闻很可能与真相相隔甚远。

《家属公布抢银行大学生遗书：自称活着非常痛苦》（《京华时报》8·4）的报道让人们看到部分传媒对当事人的报道偏好与倾向性正是隐藏在对报道内容的贴近原则之下。试问在警方尚未对当事人作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家属提供的信息就构成报道主体，那么新闻的客观性何在？这类新闻典型地表明传媒打着贴近性的大旗实则盲目追求独家消息的误区。

为了实现贴近原则，传媒往往采用调查手段搜集对特定问题的民意资料。但是在如何采用这些数据时，部分传媒却缺乏必要的科学手段。比如《多数白酒价格“按兵不动” 市民忧涨价大量购酒》（《武汉晚报》8·4）的报道，尽管也提及了“金九银十”结婚旺季是拉动白酒消费的重要原因，仍将仅有的几家零售卖场的白酒消费量的增长作为主要依据，营造出“市民忧涨价大量购酒”的景象。由此可以看出，传媒不仅仅是在反映某种社会焦虑，更是全面参与到制造某种焦虑的核心进程中来。类似的报道提醒我们，虽然传媒报道不是科学报告，但从业人员在应用某些调查数据时应有必要的常识，对调查范围、比例等做必要的说明。这样被引用的数据才不会被过分地看待，才会显示其数理层面的价值意义。这个报道的案例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贴近个别的报道只能说明个别的问题，无法呈现群体特征，更不能代言群体特征。

即时不等于阐明

传媒对事实的捕获和对事件的报道是有局限性的，传媒在当代社会发挥的监测作用不应该被简单理想化。毫无疑问，只有当传媒同一些与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相关的其他变量结合在一起时，传媒在推动事件进程、揭示事实真相、问责相关当事者中所起的作用才会凸显出来。

关于亚青赛中澳女足的暴力冲突，搜狐体育当晚十时多就图文编发了现场的情况，不可谓不即时。在这篇《亚青赛中澳女足群殴中国队最美门将受伤》报道中称：“在赛后却发生不和谐一幕，双方球员冲突在了一起，而号称中国女足‘最美门将’的张越，在冲突中被对方一名队员打到肋骨，痛苦倒地。”由此看来，如此即时的报道更多的是传达一种类似“看客”的感觉。

《西安地铁7个月连发4次事故技术不足又超速建设》（《中国青年报》8·4）这样的事故报道淹没在同类的报道中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责任不在受众，而在报道者千篇一律的报道框架与风格。无论是倒楼、塌桥、采煤、挖矿，还是近在眼前的地铁施工频发事故，传媒指认的责任大致不会脱离安全意识、技术保障、贪快抢功等。除了施工单位首当其责之外，有没有其他部门和机构的问题？这些机构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既有的报道框架的确可以保障即时报道，但对于报道的全面性和传媒监测社会的有效性来说，却无形中构成了障碍。由此可见，除了对报道对象有可能存在刻板印象之外，传媒在报道框架上也极有可能存在刻板成见。

透明不等于公正

新闻构建中的位置及其与消息源的关系决定新闻的构架方式。最常见的“异态”是传媒对冲突不平等的曝光度。有的冲突被忽略，有的则被过度报道。

《山东一局长遭情人电视曝光婚外恋情被撤职》（《成都商报》8·4）这一类的报道凸显了此类问题：该则新闻的小标题分别为《‘包养’属实经济问题无实据？》、《两袖清风？家人至少有4处房产》、《情人：他曾想17万买断孽债》。四川新闻网和搜狐网的摘编还附上了《山东一局长陷情色风波被免情人电视上展示内裤》的旧闻。显而易见，该新闻对“包养”、“情色”、“孽债”的报道比例大大超过了“局长”、“经济问题”、“惩处”的比例。表面上看这又是一则曝光高官个人道德和职业伦理败落的新闻，实际上达到的效果却是聚焦并强化了第三者、性交易、逼婚不成遭到报复的戏剧性情节。不成比例的报道内容和倾向，无形中弱化了对官员贪腐（含经济和道德两个层面）的社会群像的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将之个案化、娱乐化、消费化。与此新闻类同的还有《央视被抓女记者今日山西受审汽车未被认定贿赂》（人民网转自《华西都市报》8·4）等报道。更具报道价值的内容是“该案涉及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当事人行为的罪与非罪在法学界有很大争议”。但人们看到的却是“央视”“女记者”“受审”“贿赂”等字眼带来的联想效应。

像《女大学生被疑因不愿“献身”教授毕业论文遭卡》（浙江在线摘自《现代金报》8·4）这样的报道，明显暴露了耸动的标题与内容严重不符的问题。该报道称当事的女大学生也不承认所谓的为论文“献身”一说，所以标题所谓的“疑因不愿献身”实际上是个伪命题。也许这类报道是为了使某些不公正的事件透明化，但为何传媒屡屡出现“文不符题”的现象？归根究底，在于当下的新闻往往与娱乐裹挟在一起，挑动受众敏感的神经。这时，新闻的所谓透明实则更多的是迎合戏剧感和轰动效应，新闻自身的内容以及对事实真相的追寻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