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浮躁的江湖

2009-08-06 07:34:5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穷说相声的,臭说相声的

马三立的长子马志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父亲和我,说了一辈子相声了,从来也没有自豪感。”低调做人的马三立,在天津街头即便一个三岁小儿直呼其名,也会下意识的回头举手打招呼,“唉,唉”几声。尽管被小辈叫全名算不得被尊重,但老人家觉得有人喜欢、认得自己已是好事。虽然此时马三立已成名许久。

相声演员在旧社会的地位究竟有多低?比下九流中的戏子还要不如。侯宝林先生曾经说,“一个京剧的三流演员要过生日唱堂会的话,找一帮艺人到他家去演出,你都得乖乖地去。曲艺界的大王比如刘保全—曲艺界唱大鼓的第一把手,他过生日要请一个三流的京剧演员到他家里去,都不会有人去。”

“当时要说你爸爸是银行的,白领!轮船公司的,好!说相声的,唉—不怎么样。”马志明回忆自己小时候的切身感受。那时说相声的很少有自己的房子,不是租房子住就是住客栈,早年最火爆的“万人迷”李德锡才能过上比较好点的生活,但依然社会地位底下,说相声取悦的也不过只是贩夫走卒和引水卖浆者。研究相声多年的薛宝琨教授说:“早期相声表演内容也很不堪,经常是胡说八道,生理的、伦理的,爸爸儿子、肚脐以下三寸的地方,就在这儿来回转悠。就是靠这个哗众,吸引人,实际上是下层人民宣泄压抑的一个场所,低级下流的段子非常多,黄色的段子大概不下100段,规矩人家不许听相声,谁家孩子去,回家就挨一顿打,听相声是学坏的开始。”

未曾学艺先学礼

在马志明的眼里,相声界内的师门礼仪传统和其他靠手艺吃饭的行当没有本质的区别。徒弟拜师学相声,也是为了找一个吃饭的活口,师傅收徒分两种,一为“叩门”,一为“授业”。“叩门”大多数是为了在相声辈分谱内有个位置,走南闯北的时候好和相声界内的人“叙齿”,所谓“叙齿”,就是问你是什么辈的,是谁谁谁徒弟,大家都好有个照应。“叩门”的徒弟都是带艺拜师,一般不会从师傅那里学到太多。马志明说:“就像我当年拜朱阔泉先生为师的时候,已经在曲艺团工作几十年了,朱阔泉先生也早已不在了,是侯宝林想了一个办法,他以大师兄身份代朱阔泉先生收我,这之前我叫侯宝林叫大哥,之后叫师哥。为什么不拜我爸爸马三立为师呢?这也是相声圈内的一个传统,相声谱不是家谱,父亲不能收儿子为徒。”于是人称“少马爷”的马志明在相声圈内属于“宝字辈”,辈分很高,可以算是侯耀文的师叔。

“授业”收徒就更有实质性的意义。马志明说:“一般来说,‘授业’前需要有中间人牵线,还要写字据,什么‘各安天命’一类的。授业的前三年给师傅干活,吃喝睡穿都是师傅包,师傅能打能骂,你自己一边干活一边学艺。第四年你可以上台了,但演出钱归师傅,叫做“效力”,一年‘效力’完毕就可以‘出师’,师傅会召集朋友一起来吃个饭,向大家介绍,算是相声门内又添了这么一位,大家以后互相照应。”

“授业”的徒弟一般和师傅关系比较亲近,也要讲很多老传统,

像“三节两寿”都要上门拜访,如果师傅老了上不了台,有的徒弟就会接回家养老送终,其实也就是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相声几大家的由来

1950年,侯宝林参加了相声改革小组,成为了“新相声”的代表,这也是奠定他在新中国相声界中地位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的《婚姻与迷信》、《买佛龛》、《衣冠害人道》,发自内心地以新社会新人的视角回看旧的时代,讽刺旧时代。在去中南海给毛主席说相声的时候,大家主要是讲些小段子让老人家开心,侯宝林是其中最受毛主席喜欢的一个。

薛宝琨介绍说,马季年轻的时候长的非常像侯宝林,因此也深受侯老喜欢。侯宝林也带马季去给毛主席讲相声,有一次马季说了几段下去体验生活后的创作作品《画像》、《跳大神》、《黑斑病》,毛主席说了一句:“还是下去好。”这对于当时年轻的马季的未来也是很重要的。侯宝林、马三立去世后,尽管对于当时相声界的旗手仍有争议,但马季在相声界的实力却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不将相声的历史扯到东方朔那么遥远的话,相声圈内的人基本上都是从第一代张三禄,第二代朱绍文、阿彦涛、沈春和几位传下来,薛宝琨介绍说,传统相声其实是集体创作集体传承的过程,每个段子大家都能互相用,没有所谓的门派之说,只是看谁说的更受欢迎。到了像马三立、侯宝林这个时代,大家因为个人风格日益清晰,也都有意识的不去碰对方说的好的段子,所谓的门派和风格也就慢慢形成。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谓三大家就是指侯家、马家、常家。代表人物分别是侯宝林、马三立和“小蘑菇”常宝堃。能称作“家”除了他们顶级的艺术造诣外,也因为他们拥有了以往相声艺人们想都不敢想的社会、政治地位。侯宝林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常宝堃有着“革命烈士”称号,福荫后人。马志明说:“我父亲说相声就是为了‘求生’,从来没有任何借这个行业打入上层社会的想法,连欲望都没有。”但马三立也曾担任天津市四届的政协委员。继这些代表人物之后,更多的相声界的知名人士频频出现在人大、政协的会议镜头当中,成为媒体“捕捉”的风景。

媚上也是一种俗

“歌颂相声”一直是相声界内无法回避的历史。薛宝琨教授说:“马季他过去很喜欢相声,泡相场,对相声很熟悉,虽然他没有向侯宝林他们老一辈拜过师,他没有科班的训练,而且那时候也不可能教你传统的东西,而他自己又是共产党员,时代又这么召唤他,我想马季写新相声,写歌颂相声,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他性格的必然,马季在这个期间写了一些歌颂相声,《登山英雄赞》、《登山小八路》、《找舅舅》。至于那些相声现在还有没有美学价值,那是见仁见智。”

“歌颂相声为什么会起来,一是大家从感情上说觉得旧的不好,新的好,特别是艺人,他们都感激新社会,他一定要歌颂,按他们的话说就是时代的要求。”这种情感和当时别的艺术领域的艺术家都是相同的,但是“1958年以后的新相声和其他所有的文艺样式一样,助长了社会的浮夸风。”

薛宝琨教授考证,歌颂相声的第一人是东北一个艺名叫作小立本的演员,他写了一个叫作《社会主义好》的段子,这个段子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和情节,完全运用快板的语言,开始说什么机什么机,这个机那个机,这些机都是生产用的,最后为了抖包袱,就是苏联花布布拉吉,大家也笑,笑那种快捷的节奏和轻松的感情。还有《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相声已经完全没有艺术可言了。“相声用来歌颂没有错,但歌颂的对象站不住就不对了。”当然,并不是只有相声在歌颂,当时郭沫若的《十三陵畅想曲》那就是带头歌颂共产主义快到了。老舍先生留下来的《茶馆》也是建国10周年的作品。“但是老舍先生的《茶馆》为什么流传至今,因为它真实,不管歌颂还是讽刺,只要真实,就不会失去艺术的品质。” 薛宝琨说。

这好像已经是一段很遥远的的记忆,但其实相声界内这种“揣度上意”的心态现在依旧存在。薛宝琨说:“改革开放之后,相声还要不要触及现实?很多人都在徘徊犹豫,害怕批评主政者会导致获罪,其实他们还是在用过去的思维,眼睛一直看着上面,从一言半语、一个眼神中反复揣摩,难做决断。大多数时候都是会错意,牵强附会。反而像‘八荣八耻’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从来没有看见相声出来响应。”

薛宝琨还拿赵本山来做对比:“你看看‘大忽悠’系列,不是也触及现实问题吗,非常好啊。现在不是反三俗吗?我看,媚上也是一种俗。”

一夜成名的诱惑

研究曲艺的薛宝琨教授本身就处于体制内,他说:“到现在也是这样,在国营体制下很多相声演员,从10岁进团到60岁,一天舞台没有上过,一次相声没有说过,也退休了。无所作为,照样被国家养,照样拿工资。”

60年代的时候,全国说相声的不过四百来位,现在得有上万人了吧。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必然就浮躁了。”马志明这样说道。

一部分保守、死气沉沉,一部分躁动、急功近利。这也是目前相声这个江湖的状况。从相声走上电视开始,相声演员一夜成名就成为了可能。马志明说:“以前售票看相声,一场顶多三四百人,现在电视上几十万几百万人看,容易成名。但是一炮打红之后到底能红多久?我的思想可能是老点,我觉得还是要从头学起,厚积薄发,而不是临时抓住了什么流行亮点而已。相声、评书,看起来容易,做好了真不容易。”而为了得奖送礼,为了上节目送礼。这些在相声圈内的潜规则并不罕见。电视上一炮而红的诱惑让这些潜规则得以盛行。

什么时候才是相声最黄金的时代?如果从艺术方面来讲的话,马志明觉得是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时候那些老演员都在,都是四五十岁最好的时候,将以前苦练的经验和翻身的喜悦结合在一起,焕发了青春。在这之前的相声马志明觉得有些照本宣科,死板老套,听完一次就不太爱听了。而这之后的相声积淀太少。用薛宝琨的话来说就是:“现在很多北京主流大腕,不懂传统,以为传统一去不复返,这是不知相声为何物。如果现在没有郭德纲,年轻人还真就不知道相声原来是这样。”

但如果以火爆程度来评价“黄金”年代,马志明说那得是现在:“郭德纲多火啊,以前‘万人迷’也没有他这么火,在体育馆里说相声,以前哪见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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