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关键

2009-08-07 17:49:11

来源: 时代在线网

11月26日，央行3个月来第4次宣布降息，此举距出台“4万亿”救市政策不到3周。这次108个基点的降息也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超过了前3次降息的总和。按理说，连续出台积极的货币政策会大大提升市场信心，但事实上，市场的反应却远不如预期的热烈。股市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暴涨，仍旧在1800多点的低位徘徊，企业投资的观望情绪依然浓厚，消费者依然紧紧捂住钱袋。

在这样的关头，我们对此次危机的性质应有一个深层次的解读，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挑战既不同于此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因这次金融海啸而诱发的危机。要成功应对此次危机，单纯依靠经济的、技术性的货币手段、财政政策已经不够，必须标本兼治。我们需要更深远的政治视野、智慧与勇气来迎接这样的挑战。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事不避难，知难不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防止经济下滑，我们采用了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出口、基建、房地产等强劲增长的拉动下，成功化解了危机，保持了经济高速的增长，以致在近5年多次出现需要宏观调控来降温的火热局面。

然而，此次重新祭起中央投资与货币政策的大旗，却未必能彻底解决问题。首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仅限于周边，西方发达国家受冲击很小。因此那次危机并没有太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工业，反而减少了一些同质竞争的对手。而且，危机之后，美国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迎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对“中国制造”的需求连续几年处于井喷式的增长状态。而此次危机之下，“中国制造”的主要客户都陷入了衰退，我国的出口形势已然严峻。

另外，在应对1997年的危机中，政府通过医疗、教育的市场化以及房地产的拉动，有效启动了内需。但是我们也应清醒看到其负面效应，因此而欠下的民生账已明显影响了今天的内需。而且，房地产的激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前人的积蓄和后人的过度借债来支撑的。相当比例的年轻购房者不但花光了双方父母的积蓄，还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民间财富经过教育、医疗、住房等十余年的消耗，已经没有多少余力了。如果期望房地产等领域再次扮演更大规模的内需龙头角色，它显然已无法胜任。

虽然这次中国经济下滑的威胁与此次金融海啸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与美国的情况有着很大不同，应对举措也自然不一样。美国的问题基本还是在虚拟经济领域，实体经济领域是很健康的，恢复金融领域的信心和秩序后，整个经济就会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才会有猛药救市，救市也才有作用。而我们的情况或许并没这么简单，实体经济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显露，光靠治标的财政货币政策难以解决问题。

本来中国金融的国际化程度并不深，金融海啸中的损失也是很有限的，但我们今天的实体经济遭遇的局面却何以如此严峻呢？出口需求衰退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政治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外因的确是诱发危机的因素，但内因才是决定性的。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完善。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中，我们并不是单纯依靠技术进步与制度完善来实现的。今天老百姓的消费信心不足，也有这个考虑，因为很多人从直觉上就存在疑惑。我们的一些基础制度设计还不尽合理，很多领域的乱象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因此他们对这样的发展抱有一些怀疑，对经济的未来预期自然缺乏信心。

因此，在这样一种危机面前，要树立民众的信心，以便从危机中发现机遇、把握机遇。我们需要更深远的政治视野、智慧与勇气，直面改革多年来遗留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尤其是启动酝酿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赋予民众和地方更多的政治权力，才是治本之道。这方面，我们曾有过很多成功的先例。当年特区的建设，中央没有资源的投入，只是把自主权给了地方，换来的却是一个中国改革的奇迹。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民远不如我们今天拥有这么多储蓄，但是他们似乎比我们更愿意消费，因为自主权给了他们希望与信心。

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经济充满信心，因为我们制度改革的余地还很大，任何一个改革深水区的突破，都将再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