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防艾组织困境中前行

2009-08-07 18:00:0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2008年12月1日，世界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截至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其中可能有44万人不知晓自己已经被感染。

他们是一群奇特的存在，身前是红丝带和志愿精神的荣光，身后则是贫穷、绝望和死亡。

因为他们，阳光洒进了社会的很多隐秘角落。

草色遥看近却无

“郑会长，民间防艾组织以后有没有可能拥有自行检测HIV病毒的能力？”

12月2日下午，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陪着来访的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郑志伟聊天。

爱知行研究所是国内诸多民间防艾组织的佼佼者。他们大多从社区自发产生，由于从事工作领域的特殊性，因而很难在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根据全国艾滋病信息资源网络的统计，截至2008年4月，艾滋病领域内各类民间工作小组已经超过150个。但根据万延海的估计，民间防艾组织应该在400个左右。

双方正在合作的是比尔·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一个子项目。这个项目旨在鼓励国内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主动参加HIV病毒检测。按照现有的合作机制，民间组织和政府的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分别负责动员和初步检测任务。如果发现初检呈阳性的疑似病例，就要进一步送检到专业实验室。

万延海的希望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到目前为止，国内的确认实验室只有寥寥数个，遑论技术和资金薄弱的民间防艾组织。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跟各级疾控中心合作。

但是，民间防艾组织在动员和接近艾滋病群体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艾滋病更多地依靠性和毒品等个人行为传播，隐蔽性很强，这方面单纯依靠政府很难管好”，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郑志伟评价说。

工作人员要经常深入娱乐场所、同性恋和吸毒者聚集地，分发安全套和宣传材料，组织他们参加各种活动。除却志愿精神和专业背景方面的考虑，社群经验才是爱知行研究所招募志愿者的首要要求。为了接近艾滋病高危人群，万延海招募了大量有特殊背景的工作人员，其中有感染者、曾经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

“有一段时间，我这里的工作人员中，汉族人比例不超过一半。更多的是维吾尔族、回族、彝族，甚至还有外国人。”万延海说。

爱知行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长期负责吸毒者群体的外展工作。一年的时间里，分别被人举报了12次和6次。举报理由是，“怀疑他们贩卖毒品。”

围绕CCM的选举斗争

据中国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沈洁透露，国家的防艾经费现在约为每年8个亿。对长期得不到政府资金支持的民间组织来说，全球基金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2002年1月，联合国艾滋病特别会议推动成立一个独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全球基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防治艾滋病、肺结核与疟疾工作。从第三轮起，中国艾滋病项目开始接受资助。自中国爆发艾滋病疫情以来，这是最大的一笔资金来源。迄今为止，全球基金已经向中国提供了超过5个亿美元的资助。

按照全球基金的要求，每个受援国都要成立自己的国家协调委员会（Country Coordinating Mechanisms，简称CCM）作为国家级合作组织，负责提交基金申请提案，监督执行等协调工作。按照约定，CCM至少给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和感染者代表各保留一个代表名额。

2006年4月27日，在关于候选组织的资格认定、选举的宣传与召集、选举办法等关键程序还未得到充分讨论的情况下，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或其它非政府组织代表选举会议在北京召开，并选举出沈阳爱之援助健康咨询服务中心为本类别组CCM代表。

选举结果引起了万延海们的广泛抗议。他们认为，CCM章程排除了未注册组织的候选人资格，违背了全球基金CCM指南的原则，选举没有代表性。

2006年6月6日，41位非艾滋病领域内工作者的签名者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支持艾滋病领域内草根组织和感染者的自发行动，呼吁中国政府和各个相关国际组织尊重草根组织和感染者的意愿，尊重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在整个全球基金项目的运作中根据国际准则来进行改革，规范操作。

律师、学者、维权人士和媒体不断参与进来，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传到了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全球基金总部。后者不得不派出两位独立专家来中国调查。在长时间的斡旋后，各方同意在2006年底开始重新选举新的代表。

2007年3月底，历经一年多的抗争、协商和前后三次选举，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部类最终选出了新的代表。3月30日，CCM召开了第二十次全体会议，承认了刚刚得出的选举结果，接纳选出的机构和个人进入中国CCM履行相关职责。

至此，在整个艾滋病工作领域和公众中引起轩然大波的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的选举事件，终于有了一个各方面都暂时可以接受的结果。

今年万延海已经不再像以前这样关注CCM的选举。经过6年的努力，爱知行已经受到了国内外社会捐助的青睐。去年，经费达到500多万。比较起来，全球基金给予的支持显得微不足道。

“仍然不够用”，万延海说。他隔壁的房间里堆放着成箱的安全套。仅此一项，每年的花费都在30万以上。

草根的春天？

11月29日下午4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杨庄村。看见黄金红等艾滋病孤儿，胸前戴着红丝带的温总理伸开双臂，笑容满面地拥着孩子们说，“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

两天后的12月1日，是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

今年的主题是“领导”（Leader-ship）。世卫组织希望鼓励各级领导参与遏制艾滋病，统一行动，履行各国所作的制止艾滋病蔓延的承诺。

早在2006年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政治宣言中，就提出了“到2010年全球都能得到全面预防方案、治疗、关心和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现在需要的是领导和行动。各国政府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了。

国家已经愈发重视这个特殊的领域。2006年初，国务院发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近年来，中央财政投资12.5亿元国债，地方配套10亿元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的血站基础建设和设备配套，共新建、改建血站、血库459个。全国抗病毒治疗范围已覆盖31个省（区、直辖市）、605个县（区）。现在全国有500多个门诊、15万个吸毒者接受了治疗。

对于万延海来说，“近期的环境已经好多了。”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公安部门怕他们出事，时不时地过来检查。最近，警察很少过来。

“至少，他们已经不再干涉我们做事了。”万延海说。

此时的万延海，心里记挂着其他的事情。两天前，他刚刚给公安部去了信，要求撤销“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活动证据”的文件。

他新招来的一位工作人员，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确诊为HIV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