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安魂曲

2009-08-10 13:55:04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两周以来，世界各地报刊的文化版被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的遗像所占据。他低调的、略带腼腆的笑容定格在1月27日。相对于摞在厄普代克身后的沉甸甸的61部文学作品，他的六英尺身高反倒未必能够上“著作等身”的标准，76岁的寿命更是显得过于短暂。对他的追悼，某种程度上简直像是对于“写作”本身的伤感：全球文化人习惯于每次打开《纽约客》或者《纽约时报书评》的时候寻找厄普代克的名字，它总是落款在一篇随笔、书评，或者一首诗歌—随便什么，反正不是讣告—之后，让你很难相信“肺癌”那种东西，对他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的与时俱进的写作状态，足以让你产生那种跟“永恒”有关的错觉—厄普代克是写不死的。

万花筒式的才华

但他还是死了，死得不拖泥带水，一如他笔下那个外号叫“兔子”的哈利·安斯特朗。作为厄普代克的代表作，“兔子四部曲”（《兔子，跑吧》，《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兔子歇了》）以及之后那个名叫《怀念兔子》的短篇，其英文版加起来共有1700多页。从1960年开始，厄普代克每十年就在小说里给兔子写一个总结报告，让他陪着美国人民一起长大，变老。比起盖茨比、西特林这些美国文学史上的著名“典型人物”，兔子更可气也更可亲，他的近景更多，身段更低，不用拿放大镜你也看得清遍布他全身的渴望、困惑和弱点。在文本分析家看来，构成“兔子”这个人物的所有要件都是精心设计的，他的成分（WASP，即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白种美国人），职业（汽车销售），爱好（体育），乃至最终致命的疾病（心脏），组装在一起，就是美国社会中最广大人群的浓缩标本。至于贯穿四部曲始终的“逃跑”，既是兔子的生理特性，也是美国文学史的传统母题。

凡此种种，使得给厄普代克贴标签的任务，看起来并没有多大难度。“性，宗教和艺术”是厄普代克毕生追求的创作标的，“美国人、基督徒、小城镇和中产阶级”则是他独擅胜场的创作主题—这种综述性的概括大抵不错，但厄普代克本人的说法更简洁。“我喜欢‘中间’，”1966年，厄普代克在访谈中表示：“所有极端的东西都会在‘中间’冲撞，在这里，‘暧昧’始终占上风。”在这片广阔的“中间地带”，厄普代克极尽耕耘，小说、随笔、诗歌、戏剧、评论，轮流上场。因此，在形形色色的祭文中，“多产”（prolific）是用得最多的字眼，其他意思相近但修辞更为花俏的说法包括：万花筒式的才华，编年录者，史诗大家，文坛领袖，文学全能冠军。

在中国，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宿舍里，厄普代克和他的《兔子四部曲》充当过性启蒙者的角色。令人震撼的不仅仅是对尺度的挑战，更是性描写出现在文本中的密度，以及作者在处理这些场景时，用词是何等清晰、准确，富有力度亦不失美感。某种程度上，厄普代克是在为性描写去魅—他告诉我们的其实只是常识：写性，也应该遵从写作的一般准则，它既不该是打着自然主义旗号的一堆咸湿的垃圾，也不该是抱着浪漫主义琵琶的一场魔幻巫术。

书写郊区通奸的游吟诗人

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中国读者较为陌生的《夫妇们》要比《兔子四部曲》走得更远。1968年，这部长篇小说一经问世，厄普代克就有了一张崭新的名片：“书写郊区通奸的游吟诗人”。五对夫妻在小说里从头缠到尾，其间形成的种种排列组合令读者和评论家叹为观止。这部小说在当时不仅登上畅销榜冠军，抢走了类型小说家的地盘，而且把它的作者推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那张著名的封面上赫然写着：通奸社会。如同猝不及防地掀开一块贴在社会机体上的伤筋膏，一时间，或喊疼或震惊或泄愤的声音此起彼伏。“对于这个主题，”厄普代克说，“如果我没有把它耗尽的话，那就是它耗尽了我。”

“性”并不是别人用以诟病厄普代克的唯一理由。虽然拥有无懈可击的哈佛背景，厄普代克却毕生拒绝在文本的实验室里做学究气的探索。他的写作，不取巧，不藏拙，下“蛮力”（平均每天写3页）用19世纪的“笨办法”记录时代之性与性之时代，以海量细节塑造人物，铺陈气氛。他始终秉承现实主义的正脉，所以《纽约时报》认为“厄普代克没有改革者的热心或梦想家的目光”，也算大致中肯。而文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肯定了厄普代克“叙事简洁优美”的同时，将他的地位排在索尔·贝娄等人之后，圈定为“一个有重要风格的次要小说家”，这样的盖棺论定似乎显得过于苛刻了。

此外，在厄普代克晚年，汤姆·伍尔夫曾批评他“孤立，衰微，言不及意”，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则设问：“厄普代克到底还有没有一个未经出版的新想法？”最尖刻也最著名的非难来自宿敌诺曼·梅勒：“欣赏厄普代克的，都是那种对写作一无所知的读者。”—仅仅在一年前，梅勒已先走一步，两位大作家的这段公案如今终于可以到地下“私了”。

不管梅勒怎么说，美国所有的文学奖似乎都甘心“对文学一无所知”。厄普代克在“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和“书评人协会”里数奖数到手抽筋，这类国家级的重要奖项累计获得数十次之多，其中《兔子富了》更是在1982年将上述三项大奖一举囊括，这项记录至今无人能破。整整兜完两大圈以后，厄普代克发现只有诺贝尔离自己越来越远。他干脆就在自己的小说里过了把干瘾，把诺贝尔发给了笔下的人物亨利·贝奇，一个娘娘腔的犹太小说家。

厄普代克与世长辞之后，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争相引用将在今年十一月出版的他的遗作《终点与别的诗歌》中的句子—那些显然是老爷子为自己的寿衣准备好的布料，他一生勤勉，临终也要把活儿干完才肯撒手。“我姗姗来迟的死亡遇到的，不过是一些人耸耸肩，哭不出来，”厄普代克写道，“我料想大家的反应会是，‘我以为他已经死了一阵子。”

但是他的读者并不只是“耸耸肩”。在他的死讯下面，来自世界各地的跟帖中，有人在默默背诵《兔子歇了》的大结局，他说这一段已经陪伴他度过了20年：

“从他的表情和嗓门看，这孩子（兔子的儿子纳尔逊）正冲着一股从他爸爸的方向吹来的刺骨的风大喊，‘别死，爸，别介！’他喊道，然后坐了回去，那个问题仍然印在脸上，他的又黑又湿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哈利（兔子）不应当让这个问题这样子悬着，这孩子还得靠他。

“‘好了，纳尔逊，’他说，‘我能告诉你的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糟。’兔子想，他也许还该再说几句，孩子一脸疯狂的期待，可是够了。也许。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