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力不从心 IMF不改革勿宁死

2009-08-18 14:42:17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继续增加中国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削弱以致消除美国的单一否决权，将是中国在配额改革中最期望看到的结果；特别是，如果再获得一个IMF副总裁的位置，更将大大加强中国对IMF的贡献激励，一名参与G20峰会的中国央行官员向本报记者如此说。

IMF改革与中国愿望的差距

IMF改革进程，始于2005年5月时任IMF总裁德纳托提出的一项中期改革战略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阐明了改革的四个具体任务：应对IMF自身的融资问题；增强对成员国的监管；建立国际预警机制；改革基金的份额分配，包括调整提款权和相应的投票权，承认并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

四年过去了，如同1997年IMF没能及时预警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缓慢的改革进程很可能导致IMF再次失手。IMF正面临一个转折点—IMF必须调整以适应今天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全球化、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经济的力量改变。《IMF改革战略》的作者、美国佩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鲁门今年1月底撰文指出，如果不加紧完成改革，IMF的承诺和合法性将越来越被狭碍的国家利益伤害。狭隘的国家利益正是六十多年来IMF的民族国家基础，也就是战后资本主义2.0时代的遗留。

杜鲁门研究员说，G20伦敦峰会上，IMF改革议程应该紧紧围绕四年前的四个任务，关于IMF的席位和配额、扩大IMF的贷款能力和融资来源，特别是建立从私人货币市场融资的机制、与若干重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合作进行SDR与这些主要货币的短期兑换、加强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管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都需要得到G20领袖们的认可，并修改IMF的现有条款，以加强IMF与全球经济的同步能力。由于金融全球化所暴露出来的“市场和国家间无法解决的平衡”，于是，朝向“全球经济受到统一调控”的“资本主义3.0”就成了IMF改革的本质。

中国的立场也一直在改变。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学术委员余永定认为，对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过去多年IMF的意义只限于三点：作为一个多边合作论坛；帮助成员国制定促进就业和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成员国遇到短期支付困难的时候提供临时性的金融支持，而不必贸然采取可能伤害经济繁荣的措施。在IMF前任总裁德纳托着手推动改革之初，中国更关心的是如何渐进、演化地进行这一改革进程，也更强调成员国自身的地方治理和相应责任，从而避免重蹈IMF在亚洲和拉美的失误。

但是，渐进而艰难的改革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尽管中国在IMF的份额从2.98%提高到了2008年的3.997%，位居第六，但仍与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很不相称——到2008年，中国GDP已经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参与伦敦G20峰会IMF改革筹备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2月13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呼吁继续提高中国在IMF的份额。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帢德稍早也为中国的外汇政策辩护，他反驳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关于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的说法，认为现在并不是谈论这一话题的适当时机；相反，中国目前的汇率政策有助于中国扩大内需、降低出口依赖，长期来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他们无一例外，都希望中国为IMF贡献更多。

中国未必就期望很快看到一个资本主义3.0版本的IMF，因为那将意味着一个世界性中央银行的雏形和对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各国经济主权的进一步削弱，但是，继续增加中国在IMF的话语权、削弱以致消除美国的单一否决权，将是中国在配额改革中最期望看到的结果；特别是，如果再获得一个IMF副总裁的位置，更将大大加强中国对IMF的贡献激励，一名参与G20峰会的中国央行官员向本报记者如此说。

G20能成功改革IMF吗？

问题是，伦敦G20峰会能否在如此关键时刻进行一次关键的集体决策？历史上还很少有哪次峰会被寄予如此之高的期望。如果此次峰会最终推动IMF做出实质性变革，那将代表着全球化方向或者全球资本主义的重大调整。

在伦敦峰会上，执委会席次和份额的问题还将继续存在。最关键的，是G20领袖们是否一致同意将IMF执委会表决多数由目前的85%票数降低5个百分点，即80%。这样一来，美国在创建IMF历史上将首次丧失由其份额(17.674%)所赋予的唯一否决权(16.732%)。同时，欧洲也将致力于将目前的24个执行董事席位合并为两个，欧元区代表的份额将是23.5%，大欧洲代表的份额则是32%—这比欧洲占世界GDP的比例多两个百分点，欧洲将取代美国在IMF执委会内事实上拥有唯一否决权。还有，欧洲还将继续垄断执委会主席即IMF总裁的职位。这样，欧洲和欧元的重要性都将在伦敦峰会后骤然上升，这也许可以解释温家宝春节的欧洲之行，同时中欧峰会也将复开，也许在5月的布拉格。

同时，伦敦峰会还需促成IMF成员国承诺增资至少一倍以保证足够的借款安排能力。这一承目标诺要求G20领袖们批准IMF修改条款，允许IMF进入私人货币市场；第一次正式出席峰会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也必须说服国会批准IMF章程的第四修正案。本次伦敦峰会关于IMF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强IMF对各国汇率政策的监管，确保金融危机之下有关成员国不致贸然采取相互毁灭性的贬值竞争，从而引发灾难性后果。

但是，对G20峰会的结果也许不能过于乐观。日内瓦的国际货币与银行研究中心教授魏普洛兹日前撰文表示，在各国首脑面对金融危机不知所措的时候，G20峰会的主要使命是证明这个峰会本身还是有用的。相对于G7峰会，G20峰会扩大了参与，不过未必有效。因为，G20的成员都是所谓大国，而这些大国未必都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那些真正厉害的角色，比如瑞士、新加坡和香港却很遗憾地被排除在大国游戏之外。在他看来，一个狭义的峰会，比如G4峰会，也许会更有效率：只有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四个成员，国际金融和经济也许更容易管理些。

这一悲观的预测倒和巴恩斯以及罗德尼克所信奉的资本主义3.0并不矛盾。资本主义的可塑性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如果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需要更强有力的超国家管理，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世界的权力如何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