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师李案”平反始末
没拿一分钱的“贪污犯”
坐在新华社河北分社生活区对面的一个茶馆里，有点富态的师学军谈起当年的事情时，神态平静。
师学军原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兼总经理，同时兼任分社主办的《人物周报》总编辑。李玉卉原任人物周报社副社长。二人1994年7月到报社任职时，这张已经办了6年多的报纸，已经欠下数十万元债务。他们去后，当年还清外债，开始给分社上缴利润，到2000年共上缴分社340万元。
而李玉卉与师学军的心态却有很大不同，仍有些气愤。他习惯性地摸着自己6年前被折断的小手指说：“到现在，单位仍欠我一百多万元的提成款，报社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
师学军说，他们仅仅是因为得罪了单位某位领导，就被莫名其妙的抓捕关押。在审讯期间，二人被迫签字同意侦查人员要他们承认的罪名。石家庄两级人民法院在经过两次审理后，最终作出终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李玉卉有期徒刑10年，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合并执行15年，决定执行14年；以贪污罪判处师学军有期徒刑10年。
原人物周报社总编辑助理、现中国新闻社河北分社总编室主任陈国林回忆当年时却对师学军有些意见：“他当年把报社的利润都交到分社去了，大家的收入都很低。”可以印证他的话的是，师学军自己一个月也只在报社领200元奖金。
河北画报编辑部副主任、原人物周报编辑郭钊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我记得有一次开会，师学军开玩笑说，如果李玉卉要提成，报社就没有钱了。分社好像还专门在全社大会上表彰了李玉卉，宣布了他的奖金数目。我记得，李玉卉好像只领了很少一部分。”
据李玉卉统计，由师李二人案件牵连进去被审讯的人超过20人。其中河北省教育厅一位姓曹的副处长没能出得来，死在了看守所，尸体在火葬场停放了3年多才火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导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原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博导康树华，中国人民
李玉卉的妻子申学莉被带去审查9天后，就突发重病住进了医院。
呻吟声中，申学莉偶尔短暂地清醒过，死死抓着李玉卉的手不放，生怕再分离。李玉卉哭着说：“我来看你了，怎么你病成了这样，说好了要保重的。”申学莉伸出双手颤巍巍地摸着李玉卉的脸，两颗泪珠从眼角滚落，断断续续地说：“真的是你呀，送了我那么多玫瑰花。就怕见不到你！我不行了。照顾好孩子！”
2天后，申学莉病逝。她在生前往看守所写给李玉卉的最后一封信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都经历了！”听到申学莉的死讯，正在监狱里的李玉卉的嗓子一阵热辣，跑到卫生间，一口鲜血直喷了出来。
报社的一些同事也被带去审问。财务人员
这个案件给很多人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李玉卉女儿连学费都交不起。巨大的打击对小女孩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至今她仍不愿意提起任何与母亲有关的事情。
“师李案”激起了单位很多人的愤怒。老资格的新华社记者，原分社经理室经理、办公室副主任，曾任毛主席卫士的贲兰武，多次在分社会议上当众指责某些人公开构陷无辜，把功臣冤枉成罪人。
当时单位大多数人都对师李二人很同情，但又不敢公开表示。高力夫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有个记者想给在看守所的师学军送点生活费，可是，分社门口被领导安插了眼线记录行踪，所以他连续换了两辆出租车，在确定没人跟踪后才敢把钱送过去。人人都怕被打击报复，感觉像是白色恐怖。”
贲兰武做了一件可能再没有人做的事。他把师李二人事件发生后单位每件大事都记录在一个软面抄本子上，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将其中一页翻出来念：“师李二人迟早会冤案昭雪！”
少写12字的判决书
师学军在狱中学习了法律，研读了大量的判决书。他发现，法院判定某人有罪的判决书上大都有这样的表述，某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12个字可不是一句套话，根据法律规定，它是认定一个人有罪必须达到的标准。
他进而惊奇地发现，判师李有罪的两份判决书和一份裁定书，都没有这12个字。师学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是法官用良知和智慧，为案件的最终平反埋下了伏笔。”
转折竟然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途径出现了。师学军说：“说起来很多人不信，那么多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关注都没能促成提起的再审程序，却在法院的一次接访活动中启动起来了。”
2008年1月，高勇当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要集中解决涉案信访问题，他表示：“真正有错的案子，要坚决纠正！”。
当年11月3日，师学军和李玉卉分别收到了石家庄市法院的《再审决定书》。
师学军用红笔在判决书右上角写下两行小字：“师学军
而这时的李玉卉也在监狱里办理着出狱手续，并忙着告别。有狱警说：当初这俩人来监狱，我们看了他们的判决书，不少干警就认为，这是一个冤案。
著名传媒学者展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就此事采访时表示：这些人都是为为中国媒体制度演变付出代价的人。（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为首创造了一个概念，叫组稿费，任何人给拉广告，都可以提成。但是现在报社内部的分配制度都是说不清楚的。报业走向市场以后，正像美国一个记者说的，“广告、娱乐、新闻三者只要搅和在一起，冲突的硝烟永远不会停息”。
展江也提醒说：他不惩罚你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中国的社会正在从传统转向法理社会，媒体内部，总得有制度基础，哪怕就是白纸黑字，就是这么规定的。因为在现在，契约关系越来越重要。
李玉卉回家后，看到家里堆了满屋子垃圾。他的老岳母为了不睹物伤心，把她女儿申学莉的照片统统烧掉了，李玉卉回来，痛哭了两天两夜。他在痛哭中清理垃圾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张申学莉的一寸照，如获至宝，把它压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过了几天，他把一张自己的一寸照挨着爱人的照片放在了一起。又过了几天，他突然发现，他们俩的照片的边上，又挤进了一张一寸照片—他们的女儿的！
“也许她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妈妈的思念和对一家人团圆的期盼吧”，李玉卉说。“我没点破她。只是我到现在也没明白，那么重的玻璃板，她是怎么掀开，把照片放进去的呢？”
“中国民间蕴藏善的力量”
面前的师学军，一副儒雅的文人气质，出口成章，。他对自己多年的牢狱生活进行总结时得出结论：民间一直存在着善的力量，正是这个善的力量，才使得他得以昭雪。社会的和谐，是靠对法制的尊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严刑峻法带不来真正的长治久安。
做干部容易被怀疑腐败
时代周报：据说在你们最初被捕时，新华社河北分社绝大部分人认为你们肯定有问题，你回过头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师学军：不会是绝大部分。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人这样想。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值得研究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要分几个方面或者层次，才能说清楚。
这些年，官员贪腐现象确实已经相当严重。多年前我就听说老百姓中流传一种说法：“正处级以上的干部，全部抓起来，有冤枉的；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还有：“无官不贪，查谁都有问题。”也有人说，现在中国的腐败是“机会性腐败”，某人没有腐败，不是不想，是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一定腐败。这些说法怎么样，我不作评价，但是，这种心理会影响到不少人对“师李案”的判断。
时代周报：此话怎么讲？
师学军：一方面，从制造这个案子的那些人来说，我相信他们当初也不是明明知道我没有问题，就是要整。他们想整我，并且相信一定能查出问题，所以才出手的。我被抓起来之后，有个办案人员就曾对我的妻子讲：“师学军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干部，我就不信他会没有问题！”
另一方面就更有意思了。那些与我没有矛盾的人，甚至我的一些朋友，虽然知道我是被人整了，但也会想：可能也被人整住了一点事吧？
善在民间
时代周报：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双规和关押、坐牢期间，你的亲朋对你的态度有没有变化，有没有落井下石的？
师学军：这是我最能够得到安慰的事情之一。我的亲朋好友，没有人对我落井下石。
中国民间一直蕴藏着一种了不起的善的力量。在这场苦难中，我对这句话有深刻的体验。从看守我们的小兵和看守我们的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到狱政人员，甚至是囚犯，他们都给了我他们能够给的帮助和照顾。这对我非常重要。它最主要的意义不在于我可以少受些苦，而是在于，在一群罪犯、准罪犯或者像我一样蒙冤的人中间，一种在我看来神圣无比，却被审讯人员蛮横地夺走并像破布一般肆意践踏的东西，逐渐逐渐，又回到了我的身上，在还没有冷透的血液里，再度澎湃，这就是，你的尊严！
严刑峻法换不来长治久安
时代周报：你如何理解你们最终平反昭雪这个事件？
师学军：这个人造案子，给很多人、很多的家庭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伤害，破坏了很多人的生活。就像古人说的那样：一案既成，十家荡产。李玉卉被弄得家破人亡！这些，我都不想说了。我想强调一个观念：慎刑。
刑罚是对犯罪的惩罚，不是对人的惩罚。监狱人满为患，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是好事。如果不从政治清明、社会公平和司法公正这些根本点上下工夫，只靠严刑峻法，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历朝历代，严刑峻法都换不来真正的长治久安。
时代周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你的错案的纠正上，你很看重个人的作用？
师学军：准确地说，是很看重具体人的作用。具体人不一定是个别人、少数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愿意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这没有错。问题是，当体制、机制出现了大的故障，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实际情况是，越是在这种时候，每一个具体人的作为，就显得非常重要，甚至是惟一的希望。
我非常赞同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一个思想。他说：“我越是思索越是觉得，虽然看来不大可能，在某些时刻，一个人的良心是惟一可以阻止世界倒塌的东西。”
现在，法律恢复了它自身的尊严。“师李案”是循着正常的严格的法律程序解决的，这让我感到欣慰。
“独立审判的胜利”
李玉卉蒙冤，最终家破人亡，但是多年的冤狱没有动摇他对国家法制的信念。他的希望就是正义得到张扬，邪恶得到惩罚。
时代周报：为什么创造了那么多收入都放到报社去，自己不多提点？
李玉卉：我虽然创收最多，贡献最大，但考虑到报社底子薄，发展需要资金，作为报社副社长，班子成员，我愿意为报社做一份贡献，不忍心足额提成后使报社完不成上缴分社的利润任务，不忍心把担子都压到师学军一个人身上，就主动少提、缓提。到现在，单位仍欠我一百多万元的提成款，报社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
时代周报：在狱中如何思考回顾自己的人生？有何心得体会？
李玉卉：反省人生每一个阶段的得失，深感世事难料。尽管自己被人冤枉，遭受迫害，但自己肯定也有不少缺点，今后要改正，要宽容，要理性。
时代周报：得知有机会平反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等平反那一刻真正到来时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出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当你走出监狱门口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李玉卉：原本就是冤假错案，但脱下囚服时还是很激动的，手有些颤抖，闻到了新衣服的香味，冤案终于结束了！
时代周报：你认为造成你们这种转折更多的是因为国家的司法体制逐步健全完善导致的，还是因为遇到了一个青天大老爷？
李玉卉：我相信法制在逐步健全完善，但距离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滞后！我非常感谢为我们洗刷冤屈的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他们以实事求是的勇气，依法纠正错案，不仅为我和师学军洗刷了冤屈，也让更多的人看到，坚持正直、正义，还是有希望的。这不只是我和学军个人的幸运。这是法律的胜利，公平正义的胜利，独立审判的胜利。
时代周报：无辜蒙冤入狱，几年之后才得以平反出狱，你如何理解正义的涵义？仅仅是好人平反就是正义吗？
李玉卉：小人做事肆无忌惮，好人做事小心翼翼。正义是建立在邪恶被惩处的基础上的！我期盼善后工作早日满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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