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申报 如何加快立法
作为反对腐败、清新行政风气的重要举措，那些政府建设比较成熟的国家一般都有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英国于1883年颁行《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美国于1978年制定《政府行为道德法》，韩国于1981年出台《公职人员伦理法》。这些国家后来的政治发展也证明：透明化是腐败的天敌，官员财产公开是堵截腐败的最好方法之一。
但在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一直举步维艰。1994年八届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却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1995年中央出台《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由于粗疏宽松而难以起效；2005年的《公务员法》也未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予以规范。
很多学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难以立法，是因为官僚利益集团的自利。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每个国家的官僚集团都有自利倾向，但为什么在前述国家中这种自利并未成为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的障碍？就连腐败严重的俄罗斯也在2008年通过了《反腐败法》，规定官员有义务向联邦税务机关提供自己和家庭成员的财产信息。而在我国，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是迫切需要的立法，偏偏难以出台？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产，反映出我国核心政治制度上的两大缺陷：一是权力分立制衡不够，二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不足。在我国，行政机关掌握着立法的主动权和对立法、司法机关的支配权，立法机构中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各级行政官员；地方法院则从属于行政部门。立法权和行政权高度统一，是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动力不足的体制原因，也是作为利益集团的官僚机构利益受到过度保护的直接原因。至于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则意味着社会监督机制匮乏，民众政治参与不足，来自社会的压力不足以催生财产申报等良制。在核心制度难以提供变革动力、无人因制度缺陷而受到惩罚的情况下，官员财产申报等局部政治改革自然难以出台。
而在英、美、韩、俄等国，即便在某一时期存在制度缺陷，但由于核心制度本身就预设了制度自我完善的动力系统—权力分立而产生的相互监督；通过多层次选举而产生的民众直接监督—这就使得立法的体制内动力和社会动力一直都没有缺乏过，在适当的时机自然会带来法律和制度进步。
当核心制度的缺陷制约了专门法出台和局部政治改革的时候，就应该鼓励民众和社会力量进入政治体系内部推进改革，让制度的自我完善获得必不可少的动力。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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