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大奖解读公民建筑
94岁高龄的冯纪忠坚持从轮椅上站起来，全场400多名观众多次起立，向这位建筑师和教育家鼓掌致敬。
“所有的建筑都是公民建筑，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建筑才是真正的建筑”，满头白发的冯纪忠语气颤抖，有些微微的激动，“其他建筑如果不是为了公民服务，不能体现公民的利益，它就不是真正的建筑”。
年轻的穆钧站在台上，作为毛寺生态试验小学的建筑师之一，他脸上写满感慨，“我在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过，‘建筑应激发和提升人美的天然感知’，公民建筑应诗意地服务民众。”
走向公民建筑
近30年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建筑扮演着关键的角色。2008年尤其与建筑密切相关—汶川地震，大批房屋倒塌；北京奥运，系列地标诞生—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建筑师应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首届传媒奖的口号为“走向公民建筑”，并以“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为主要评价标准，受到广泛关注。何谓公民建筑？按照组委会的解释，公民建筑是指那些关心居住、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民生问题，在设计中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为现时状况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筑作品。
“中国建筑文化目前还很势利，功利心太强。”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传媒奖学术顾问朱涛对时代周报表示，中国建筑师尚未发展出独立的社会意识，对建筑的社会意义没有深入的、批判性的思考。
传媒奖共设有包括建筑师、建筑学者和建筑传媒人在内的11位提名人，最终提交了55件作品（包括申报晋级的作品）。而评委有8人，由建筑师、建筑学者、人文学者及传媒人组成。
在初评阶段，硝烟”就已出现，不时有人对一些作品提出质疑，后来的讨论环节，会议现场更呈白热化，场面异常热烈，“这是我遇到的争论最为激烈的投票现场。”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世界建筑导报》副总编饶小军说。因为讨论激烈，大奖组委会甚至临时改变投票规则，让提名人先投淘汰票。
“没有热点建筑，没有商业建筑，没有政治建筑……入围作品都能体现‘公民建筑’的初衷，这样的名单足以让中国建筑界‘大吃一惊’。”饶小军这样表示。
诗意服务民众
“终于没有看到鸟巢、水立方、CCTV。”一些现场观众表示，公民建筑就应该依照日常生活的纹理建设起来，日常生活才是它的生命源泉。的确，整个评奖过程始终没有出现“最热”的建筑，有的是一些回归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的建筑。
饶小军告诉时代周报，“这个奖旨在促进建筑师公民意识的觉醒，推进公民社会的进程，这就拒绝了扎眼的、浮躁的建筑。”
传媒奖最重要的奖项最佳建筑奖共有三个作品入围：台湾9·21地震教育园（礁溪生活学习馆）、甘肃庆阳毛寺生态实验小学、香港湿地公园，最终，香港建筑师吴恩融、穆钧设计的毛寺生态实验小学爆冷捧走大奖。
初评阶段，不少专家认为最像公民建筑的当属礁溪生活学习馆。“一个在开馆当天让‘议员’激动抨击其‘不成体统’的建筑，说明其真正回到市民生活中了。”其获提名的理由为：“建筑想要让出一个空间，一个野野的、礁溪的空间，可以和幼儿园、教会、小区共享，可以让对街的小学生骑车通过，一个未来混在植物、街道中，永远看不到全景的真正公共性空间。”
最终获奖的穆均致感言时表示，学校设计的过程中，建筑师并未追求所谓时尚、夸张的形式或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只是想建一所学校。此前的12月中旬，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在香港勇夺“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
就在穆钧和导师吴恩融实践“诗意服务民众”时，陕西定边发生了一场悲剧，
穆钧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毛寺生态实验小学采用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方式，以太阳能为冬季采暖热源，旨在为该地区学校建设提供示范，香港社团为此项目捐款110万元。而最令现场观众感动的，是毛寺生态实验小学校长带来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学校不再需要烧煤来取暖，省下来的钱可以为孩子们多买新书。”
建筑评论家表示，在广袤的北方推广冬暖夏凉的生态校舍在技术上已经成熟，材料上完全可以就地取材，甚至施工也无需专业队伍，当地工匠接受指导后即可胜任。此外，建设类似的生态学校投入并不如想像中大，只要政府有决心，五年内完成全部农村校舍的改造并非不可能。
获得组委会特别奖的谢英俊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最佳建筑奖是本次评奖的最大亮点，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大奖的宗旨和价值取向。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属于‘高难度’的设计，外表质朴，规模小，跨度大，就地取材，体现高科技，低技术，使当地农民也参与到施工当中。放在中国当代的建筑设计中，可以说颠覆了一般的惯性。
争议媒体立场
“目前中国的建筑奖有很多，但多是从专业角度去评价，这个奖侧重建筑的社会评价，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能促使建筑师从社会的角度去思考。”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支文军称。
在众多专家力捧传媒奖的背后，亦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台湾一名独立建筑评论家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次活动有个盲点，建筑的社会意义不是被挖掘出来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媒体在生产建筑的社会意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名评论家称，公民建筑的概念本身就值得商榷。此次评选从评委的人选、入围作品的选择到最后的获奖者，都显露出当下中国社会的某种心理状态。譬如说一开始就排除掉鸟巢和水立方这类建筑。而万科在房市下跌、政府提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背景下推出土楼计划，“这可谓是为了传媒而建造的建筑，而不是真正为了民众，典型的在商业、学术和政治之间发酵，并因此被赋予解决中低收入户住房问题的使命。”
曾陪同评委栗宪庭考察广州城中村的高政轩也去过土楼公舍，“根据我的走访调查，其实际使用与当初的设想有所出入”，他解释说，原本设想住4个人的两房一厅只住了2个人，本可容纳1000多人的333套房子，目前只住了600多人，多是在广州冼村附近上班的白领，他们宁肯坐公交来回。身为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地理系博士候选人、策展人的高政轩，曾在广州做过长达一年的城中村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
高政轩对记者提出了他的思考：当社会越来越关注中低收入户的居住问题，当万科开始兴建土楼，并与广州英国领事馆共同进行海螺行动，当所谓的“民间”出现了颜文斗模式的“新里巷运动”，当城中村在媒体上出现的方式因为猎德模式而悄悄转向，当城中村作为一种视觉奇观，被视为表现了某种文化美学差异而吸引国际注意，我们对于这些事件与现象的讨论，如何能够不只是再次地以一种道德措辞来颠覆另一种道德措辞？
“要警惕和淡化媒体的立场，”上述台湾评论家表示，此次参与评选的评委几乎都是建筑背景出身，社会学和其他背景的比较少，“因此评审过程几乎成了建筑形式美学的评审，而无关乎建筑的社会意义。”
对此，饶小军持不同意见，他表示建筑确实存在“圈子”，因为有技术屏蔽，但建筑又绝不是专业圈的事情，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建筑师往往以专业为借口，不愿与大众交流，不注意大众的评价，这是不妥的。他认为传媒奖打破了这一局面。
“公民建筑的提法有点一厢情愿”，艺术家、策展人欧宁表示，不仅是建筑师或记者，公民意识应该囊括所有民众的要求。如果建筑师都有公民意识，在设计规划的时候，都主动地创造公共空间，等公民社会生长到一定程度后，空间就派上用场了。也就是说，“公民建筑”是一种前置的事物，正“虚位以待”公民社会的成长。
“其实从公民社会的生成来讲，传媒比建筑更重要。”欧宁表示，传媒是公民社会中最重要的元素，如果一个媒体真的能够代表民众，为民众代言，那么它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公共空间，或说是隐形的公民建筑。从这点来说，传媒和“公民建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写道：“谁此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如何让“孤独”的建筑师和公民建筑回归本质？中国建筑传媒奖及公民建筑的中国道路，一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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