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使预言：中国终成超级大国
“我希望在我结束任期前，走遍中国的所有省份”，回忆起汶川地震的一幕后，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这样说。那是
义演一直持续到深夜，民众们踊跃捐款，眼里都含着热泪。后来，德方向中方移交了1100万元赈灾款。
在整个赈灾活动举行期间，施明贤都一直在场。“后来中国政府同意接受国际援助，我们还为地震灾区提供了流动医院”，他说这话时声调很低，“流动医院救了很多人，其中，一位孩子的父亲最近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为儿子取名为‘德中’（德中友谊之意）。”说到这里，施明贤强调说他为此非常感动。
60岁的施明贤（Michael Schaefer），有着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他说这个名字表明着一种做人的风格—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贤明的人”。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工作，在此之前，他曾读过一些中国的文学作品，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很有吸引力，“因此，来中国担任德国大使是我个人的一个心愿。”
施明贤1949年出生于德国帕德博恩市。青年时期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学，并于1980年获得海德堡马普协会和曼海姆大学
他对记者说“自己并不是一个被关在大使馆里的人，我喜欢出去走走，与中国民众密切接触”。
一天能抵一年
时代周报：我们知道你来中国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一年中，中德关系、中欧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能不能从总体上评价一下这些年来的中德关系发展状况？
施明贤：首先我强调一点，德国和中国已经有35年非常密切、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两国在经济交流方面有着非常好、充满活力的关系，对此我要提到我们的贸易总额在过去的35年里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请允许我提到一个数字，在我们刚刚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那是1972年，那时一年的贸易总额只等于2008年一天的贸易总额。
德国企业自100多年以来已经与中国有了密切的来往，特别是在过去30年以来，德国企业对中国充满活力的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西门子公司、大众公司、克虏伯公司等一些大公司，此外还要再加上一些中等企业，它们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们也以这样的身份对中国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时代周报：中德在贸易方面的成就人们已经有目共睹。实际上，中德之间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你怎么评价如今的这种关系呢？
施明贤：我刚才只是强调了经济方面。其实，在科学方面、文化方面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中国是具有悠久文化历史这样的国家，你们的文化特别丰富，包括哲学、艺术等等。我们过去30年以来已经和贵国的450所大学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而贵国也有3万多名学生去德国留学。通过多种交流，我们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和接触。因此，我要强调一下，我们的友谊有着一个广阔和牢固的基础。
再好的朋友也会闹矛盾
时代周报：我们都知道从去年3月“西藏骚乱”以来，中德关系就一直不大好。不过，最近我们听说这个月底温家宝总理将访问欧洲，将会见贵国总理默克尔—但不会会见法国总统萨科齐。从这个迹象看来，它显示中德关系在奥运会以来实际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这段时间，中德两国政府在促进两国关系改善方面做了哪些特别的接触、交流或是外交活动？
施明贤：对于这个问题，我就要再次强调，我刚才介绍了两国之间有这么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我们两国间也出现一些摩擦。但我认为，只是摩擦而已，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方面。当然，你要知道，即使再友好的国家之间，有的时候也不免出现摩擦。关键是你采取哪些方面的措施来应对、来解决这些摩擦。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两个国家都作出很大的努力。
这段时间以来，德中都在努力解决摩擦。例如在过去12个月里，两国间进行了高度频繁的来往，在残奥会开幕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接待了联邦总统。在2008年10月份北京召开的欧亚峰会的时候，联邦总理访华，这次访华是她在任3年内第3次访问贵国。此外，在过去的12个月，还有德国的7个部长来中国访问。这些接触就表明了一点，我们的共同点比意见分歧多得多。而且我们也愿意就建立和进一步发展战略合作关系而努力。
时代周报：我们中国人常常会将默克尔政府和施罗德政府进行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中国的读者会觉得施罗德总理和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但默克尔上台以后，就感觉关系不大好，尤其在奥运会之前，中国有一些民众对德国方面有一些抵制和抗议，可以说遭遇了一定程度的 “形象危机”。你怎么看待德国在中国的这种“形象危机”呢？
施明贤：德国的形象，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对某些人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印象，这个我并不排除。但是，我深信德国比在贵国媒体中所经常介绍的形象要好。因为我们最近通过一些了解，中国的舆论对德国的形象不是恶化，而是正好相反地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如果说我们为何会出现这些负面的形象，我们应该承认主要是相互之间的了解不够。对此，我本人没有任何的怀疑。从前任总理施密特，到科尔，到施罗德，一直到现在的默克尔，他们对中国的战略观点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另外，有些人认为，联邦政府过去主张“利益外交”，而现在的联邦政府则实行了一个“价值观外交”。我认为这一点不对！我们一直在执行一个利益与价值观并重的政策。我们目前的联邦政府和过去的联邦政府一样，他们在执行政策方面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相互尊重、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一定要承认对方的最核心的利益。有一点我在这向你再次强调，德国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定会这样做。我们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对中国的主权表示尊重和支持，包括台湾、包括西藏。
时代周报：这里我想提一下，就是西藏问题。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分裂分子。但是，为什么西方，特别是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会在这样的问题上与中国人的看法不一样，这样特别容易伤害到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中国人民很难理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施明贤：我在这里再次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政府和德国大部分的人对这方面没有任何的怀疑。其实，达赖在德国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不是将达赖看做为一个政治家和一个政治领导人，而是将他看做是一位“道德方面的人”。因此，德国政府官员或是联邦议会的议员，他们跟达赖见面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谈什么领土完整的事，或者根本就不谈分裂方面的事，而是和他谈宗教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事。因此联邦总理默克尔和联邦副总理施泰因迈尔还有联邦政府的代表们包括我们联邦总统克勒，他们一直一如既往地明确表示—我们对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的怀疑。因此，我们根本就不支持那些在西藏的少数人，尤其是骚乱的那些群体。
时代周报：提起西藏问题，人们总会想起人权问题，近些年来，总有一些国家喜欢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起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假如今年有这样谴责中国人权方面议案的话，德国会持什么态度？
施明贤：人权总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在过去的希特勒、纳粹时代，我们也犯了非常残暴、残酷的罪行。因此，无论人生活在哪，都要考虑到维护人权、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那些基本的人权在联合国1948年的宣言中是明确界定了的。中国和德国都签署了国际方面的人权公约。在这样的法律范围内，我们都承担责任要保护和维护人权。其实德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历史上已经犯下了很严重的罪行，就人权方面来讲，我们不好说别人应该怎么办。但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过去，我们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而希望对方不要重复我们过去的错误。所以，我认为贵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非常重要。同时，中国主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以人为本”，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就过去的经验向贵国进行适当的介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也有一些不同观点的人，这很正常。我认为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他们都高度重视稳定问题，因此我想他们应该对社会上不同意见的人宽容一些。我深信中国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愿意以建设性的对话与贵国保持联系。
看好中国的潜力
时代周报：中国推迟中欧峰会以后，欧洲媒体有一种观点，就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反击中国。德国方面对这样的看法持什么态度？
施明贤：我认为，这是乱说！今后，中国不仅仅在政治而且在经济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而且我深信中国未来肯定会—确切地说，在本世纪内肯定会发展和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有人认为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威胁，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威胁，而正好相反。如果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对我们来讲才是一种威胁。当然，在欧洲、在德国也有少数人，他们主张中国对欧洲、对美国来讲，在战略的角度上来讲是一种威胁，起到了潜在的威胁作用。然而，我刚才已经说了，这只是少数人的观点。
时代周报：你刚才说你反对“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你是如何具体看待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呢，尤其是不仅仅对它所取得的成就而言？
施明贤：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局面一定要保持下去，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中国自从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基本来讲就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如果将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话，贵国这3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了人民吃饭的问题，饿死人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换句话来讲，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中国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当然，贵国还面临很大的任务和挑战，比如城乡的差距和贫困的差距问题。我从事外交生涯已经很多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学到一点，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要发生变化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发生。对此，我想中国自然也不会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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