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官安民的路径选择

中国传统儒教所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身份歧视和人治圈套，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人强制性地分割为只允许发展上半身的“劳心者”和只允许发展下半身的“劳力者”。在这种情况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劳心者”，只能自觉自愿地充当制造谎言教化民众的专制帮凶。用自己既“劳心”又“劳力”的劳动成果供养专制皇帝和儒教帮凶的“劳力者”，却因此丧失了读书识字和自由言论的基本人权。于是，中国的古文越来越难懂，中国的古字越来越难写，其目的就是要把劳苦大众永远排斥在文化教育之外。最能够发展既“劳心”又“劳力”的健全人格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商业者，更被自以为重义轻利的孔孟之徒妖魔化为不务正业、赚取不义之财的势利小人。

与传统儒教“劳心者治人”的路径选择恰恰相反，封建时代的英国包括教会牧师、世袭贵族和文化精英在内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却是“劳心者治官”或者说是依法限制最高权力的路径选择。

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在内政外交方面刚愎自用、穷兵黩武，严重侵犯了贵族及平民的权利，致使当时的贵族忍无可忍。于是大家团结起来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并且在主教朗登（Langdon）的领导下起草了包含序言和63个条款的《大宪章》(Magna Charta)，迫使英王约翰当众宣誓遵守宪章，并于1215年6月15日在宪章上加盖英国国玺。贵族会议选出25位代表监视国王，若有违反宪章之事就向他宣战。随后又经过反反复复的曲折抗争，英国于1265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由每县或每市选派两名议员出席，在人类历史上初步确立了以法治国的议会制度。

英国《大宪章》所要保障的不仅是世袭贵族及精神贵族的身份特权，而是正式承认了大同人类中每一位个体都拥有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人类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文明，就是从这份《大宪章》正式启动的。到了1295年，爱德华一世成为国王，国会随之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动摇的刚性制度，人类历史上较为完善的以法治国的宪政民主制度由此实现。

在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以法治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走过了更加曲折复杂的路线图。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亚洲第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宣告成立。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按照事先约定选举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初步奠定了以法治国的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

1913年，国民党将该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遭遇枪击的一件并不十分复杂的凶杀案件无限放大和极端升级，推演成为在制度框架之外发动“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沿着这种以暴易暴的路径选择走下去，国民党方面于1927年建立了一党训政的南京政府。

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声称“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胡适在《新月》杂志2卷2号发表的《人权与约法》中，公开提出了质疑和抗辩：“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不曾提及政府机关……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需要中山先生说的‘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的一个约法。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接下来，胡适又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中表白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官员更需要接受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冯玉祥诸公也需要“入塾读书”：“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法治之下的政治生活。”

正是为了打破传统儒教“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学而优则仕”的身份歧视和人治圈套，90年前的留美学生胡适，基于世界性的眼光率先提出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为迷惘困顿的《新青年》杂志找到了一个最具可操作性的突破口。随着白话文的推广使用、文化教育的日益普及以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观念的深入人心，“劳心”与“劳力”或者说是偏重于脑力劳动与偏重于体力劳动的社会大分工，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不重要。然而，在以人为本建设以法治国、宽容和谐的现代化社会的当今中国，政学两界偏重于脑力劳动及精神创造、并且拥有更多社会文化资源的“劳心者”，依然肩负着以普通公民身份率先致力于治官安民的理论建设和制度设计的公共责任。治官安民的以法治国，才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最佳选择。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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