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肖像—施密特采访侧记
报馆、书房、烟
每天上午,这个拄着拐杖,走路稍带喘息,但思路逻辑仍异常清晰的老者,仍然要来报馆办公。办公室位于主编楼层的最角上,看起来更像个书房。三面墙几乎由层层的书架堆砌而成,在各色政治、经济、历史书著和整齐的辞典与年鉴之间,一本中文的《拉贝日记》尤为醒目。假如余光再高眺一点,还可以在一个角落书架的最上层,捕捉到一套京剧脸谱的缤纷。
施密特办公的一天从秘书送来的咖啡和时政要闻开始,其中包括德国驻华使馆发来的中国资讯综报。阅读,思考,批注,然后向秘书尼迈尔(Niemeier)女士口授意见,回复信函,询问她对日程安排的建议。中午之后,才开始接受访问,会谈。偶尔,也参加一些公开活动。
这期间,三样东西随时陪伴:咖啡、大卫杜夫薄荷烟、鼻烟。
即使是公开电视采访,人们仍然看到施密特在倾听与回答之间悠然自若地点上烟,吸上一口,又一口,一支接一支。德国媒体评论说:“我可以在这儿吸烟吗?”这句话已经成为这位汉堡荣誉市民的口头禅,几乎替代了“你好!”之类的问候语。这位老人对烟的依赖,像极了他推崇的一位中国前辈,邓小平。
“对,邓是我的英雄”,他点头。
33年前的破冰之旅
1975年10底,冷战正酣,入总理府第二年的施密特,接受周恩来邀请访问中国。其时,尽管中德正式建交已有3年,但中德之间仍然缺乏实质性交往。施密特的访华,对中国和德国都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而翻阅
“他会,还是不会?—
毛泽东接见联邦总理,会不会举行一个发言仪式以示尊重?这个不可知大概是赫尔穆特·施密特中国之行的最大悬念。这个伟大主席的决定,实在不能作为客人价值的指针,因为这取决于这位81岁老人的健康状况。但如果毛真的与施密特会面,表明了他的兴趣,那么则证实了一个事实:一个西方国家首脑访问中国,渐渐地已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在采访中,施密特并没有谈及这个当时德国媒体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显然对他而言,是否有发言仪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也见到了邓小平。让施密特记忆犹新的是毛对他说的第一句:“您是康德主义者”,未等施密特否认,毛又说:“而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谈话就这么开始了。
第一次访华的所有会谈,宾主都谨慎地维护了互敬友好的气氛。只是,邀请施密特来访的周恩来当时已病重在床,没能见到,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施密特的中国情结贯穿了他随后的政治生涯。迄今为止,他到访中国15次,见证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复苏和崛起,与几乎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建立了密切的友谊,中国领导人也经常向这位老人求教具体政策。
90岁老人的政治智慧
至今,近90岁的施密特借接受媒体采访和公开演讲之际,不停发表对时政的看法,提出批评或建议。同时,他笔耕不断,在2000年之后,更是以几乎每年一本的速度,先后出版了《未来的强国》、《德国统一之路》、《邻邦中国》和《不在其位》等七本书。几乎他的每一本书著都被认为是国际政治领域的告世箴言。
此外,他在《时代周报》的时论专栏一直没有停笔。每在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发生时,他的思考也转向焦点,结合自己丰富阅历和超越常人的宝贵经验,给读者一个冷静的声音。
“作为德国前总理和德国《时代周报》的发行人,您对哪个职位更有兴趣?”面对这个问题,90岁的老者笑笑:“发行人,媒体人,永远可以有所为。至于总理,我早已经不在其位了。”《不在其位》,也是施密特于今年9月新出版书的书名。前言是这么写道:
“在生命的尽头,我想把这几十年从政治里学到的记录下来。因为,或许还能对某一个年轻后生有所裨益。我的大多数同行者已经永远地更换了生存地址,对他们我早已借12年前出版的《同行者》一一谢过。而在这本书里,我主要讲述一些个人经验。”
不在其位,亦谋其政,是这本书的画外音里90岁高龄的政治家愿意将他个人经历半个多世纪淬炼而成的政治智慧留给后世。他评价欧盟,作为一种理想之可贵,而现实实践之不易;他评价德国人,“我们德国人,生活在欧洲大陆中心,比任何一个欧洲民族更坚定地表明,欧盟将会成功。不耐心和太仓促,都可能毁掉这个成果。而让德国来领导的诉求,即使是暗示的,都可能使之功亏一篑。”
“所有德国人都明白了吗?”老者甚至有些急切地发问。
给中国人民的建议
“那么您对中国有什么建议?”采访最后,施密特爽快地在我们带来的《不在其位》书上签了名,但却谢绝了给建议,“没有。没有人能给中国什么建议。”
“那您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建议?”紧追不舍。他想了想,最后很慎重地用了一个词:“耐心。”
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对,耐心。”
忽然他反问记者:“你知道深圳吗?现在多少万居民?”在得到“大约1000万人”的答案后,施密特摇摇头,像是喃喃自语:“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当年还一无所有。”
他特别提到白天鹅宾馆,1983年访华时在广州下榻的地方。当时还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入住这样的顶级酒店,如今,早已成为寻常百姓家。“我还记得白天鹅的大堂里有个很大的瀑布,水高高地流下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老人的目光变得深邃,思绪又回到了另一个世纪,另一个中国。
在两次鼻烟吸过,第三支薄荷烟熄灭的时候,施密特起身回到工作台,结束了本报这次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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