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媒介权利不应被市场化忽视

2009-07-23 02:05:16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批评家土库曼和兰斯•贝内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传媒倾向于向极少数精英群体和社会活动提供服务，媒介所服务的目标对象往往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因而可知，提高弱势群体对媒介的接近权、使用权、表达权、监督权，是传媒重要的传播职能所在。

所谓弱势群体，大体上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性别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

传媒对弱势群体的报道缺位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1997年同时去世的特里莎修女和戴安娜王妃在媒体报道中所享有的悬殊待遇即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戴安娜集美貌、财富于一身，拥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关注资源，更是传媒集中报道的对象；而特里莎修女因始终与弱势群体为伍，在传媒上遭受冷遇也就不难想象了。

学者黄典林指出，基于言论自由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多元社会的平衡机制在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及其共识形成，这是社会和谐的真正基础。新闻媒介发挥着重要的利益表达功能。作为主流意志的表达者，媒介在现有的制度架构中其本身自由表达的合法性建构尚处于现在进行时态，它无法平衡表达不同利益主体的立场和要求。因此，媒介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是局部的、有限的，具有偶发性。

幼童案频发透见社会病态

检看这一周媒介新闻对弱势群体的报道，我认为以下几则值得关注。

贵州习水数名官员嫖宿幼女案被媒体曝光以后，这宗开始于2007年10月的对女性幼童的极端罪行终于进入了公众视野。性别专家、律师和社会工作者借助大众媒体，从各种视角对之予以批判。叶匡政则抓住了“嫖宿幼女”这一关键词，细数了贵州习水案、浙江临海案、浙江丽水案、福建安溪案等背后的社会问题：“对幼女实施性侵犯，在一些人群中已俨然成了一种罪恶的嗜好和风尚。”并且提出：“嫖宿幼女”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病态人格，但究竟如何传染成了一种社会型的病态人格，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他分析了当下文化呈现出的一种困境：有些情感或欲望在官方话语中完全违法，但在民间现实中却被很多人视为正常。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民众对此习以为常时，轻者会藐视法律或官方的公正或权威，重者会形成一种整体的病态人格。这种病态人格在潜意识里，把法律明令禁止的一切根本不当作禁区，认为一切取决于官方的管与不管。长此以往，互相影响，民众的犯罪感便会麻木。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没有羞耻感时，这个社会的底线自然降得越来越低。（国际在线转自中国青年报）由此可见，对幼童的性侵案不仅与歧视、暴力等紧密相关，更暴露出一个社会的文化与文明缺失。

另一则关注幼童的新闻见《民政部：福利院儿童养育费每月最低1000元/人》：7月14日，民政部发布《关于制定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经相关测算论证，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为每人每月1000元。初步预计北京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将可能比1000元稍高，福利机构儿童养育费用将由政府财政支出。(千龙网，记者陈荞)众所周知，儿童福利机构是集中养育孤儿、弃婴的场所，是保障孤儿、弃婴生存权益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这些儿童的生存现状与生活水平等议题，期待着更多传媒的跟踪。

娱乐新闻也有社会性

本周另一个进入传媒报道视野的弱势群体代表是美国阿拉巴马州51岁的乡村女医生瑞吉纳•本杰明。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性别、年龄都是构成弱势地位的指标。这位在这两个指标中均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因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提名为卫生部长而广受关注。（中新网：《奥巴马提名乡村女医生出任卫生局长》）

丹尼•埃利奥特(Danny Elliott)指出：“无论大众媒介置身于怎样的社会中，它们都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且每种媒介都要对依赖它们而获知信息的公众、团体负责。不管是私有制媒介，还是政府所有制媒介，不管有无新闻控制存在，也不管这种控制是来自新闻机构本身，还是来自外部力量，责任都是存在的。”有时，即使是娱乐性的社会新闻，也包裹着倡导关注弱势群体的议题。

18日在纽约举办的音乐会一方面是为了庆祝曼德拉的生日，另一方面是为非洲的艾滋病孤儿们募捐。媒体报道此事件却不约而同地以“法国第一夫人隔海献歌”为标题。这位41岁的布吕尼，曾经当红的模特和歌手身份，以及现任法国总统夫人的光环，都令她成为了凝聚媒体和公众最大注意力的欲望对象。（《新京报》，7月19日）希望看到这则新闻的人们，除了消费布吕尼优雅的演唱图片之余，更多关注和思考一下曼德拉作为“全球公民典范”的社会意义。

新闻取向隐含道德困境

《母亲甘愿当第三者儿子怒撕北大录取通知书》成为了20日各大网站的头条新闻。骇人的标题下，叙述了一个纠缠着当代社会情感困惑与两代人迥异的幸福观的个案。主人公小刚的母亲与满身恶习的丈夫离婚后，与一个已婚男人渐渐建立起亲近的关系，而这段感情支持着小刚的母亲独自抚养小刚长大成人。当小刚考取了北大的研究生后，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任务完成了，也该活出自我了，便半公开了自己和情人的关系。”小刚完全不理解自己的母亲，一怒之下找出不久前收到的北大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当着母亲的面撕得粉碎。小刚与记者的一段对话令人深思：

记者问他，撕掉通知书有效果吗？

小刚说：做母亲的吓坏了，立即软了下来。起码母亲这两天没再跟那人来往，而且说会做了断的。

记者又问，这会否影响你上学？

小刚：事后我在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档案都寄过去了，一纸通知书影响不大！

记者问，你有没有想过，你进北大读书后，家里就剩你母亲孤孤单单一个人？

小刚：这个我倒想得不多，就算这样，她也不该做第三者，这是不道德的，这是破坏别人的家庭，再说我的脸也没地方搁！

通过以上对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小刚激烈的行为背后是对自己“脸面的维护”。而他无需为此付出代价，反而是母亲要斩断一直以来作为支柱的情感，来达到迎合普遍社会道德认同的目的。尽管母亲的遭遇与小刚的貌似大义凛然的行为其实隐藏着更多深邃的内涵，但遗憾的是，传媒仍旧站在捍卫传统两性道德的立场上归罪于母亲。（见《武汉晚报》、搜狐新闻、央视网社会新闻等）。

“这个时代的新闻观是‘妄下断言’而不是‘探求真实’。”—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克瓦克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罗森斯特在他们合写的新书《极速》(Warp Speed)中提出了这个触目惊心的论断。他们发现，如今的媒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炒作热点新闻，并且常常在事件尚在进程的时候就妄下断言。这一发现恰好暴露了《母亲甘愿当第三者儿子怒撕北大录取通知书》这类新闻背后的价值断裂。以小刚的母亲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将长期处于尴尬而隐蔽的弱势地位。目前为止，她们的处境只能作为“问题”出现在公众领域中，如何正视她们的需求、如何调节传统道德与当代复杂生活现实之间的矛盾，乃是传媒超越于表象更深层次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