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谈情说爱做出版

2009-08-25 12:59:27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沈昌文 1931年生，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后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起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沈昌文是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当家。那正是中国知识界风云际会的重要阶段。他曾说《读书》办得很痛快，在他主持三联的那些年，“《读书》是主要的，出书是次要的。”他对办杂志有一种狂热，退居二线后，他还提出一个规划：办10本杂志。他形容“那真是发了一场神经病”。最后只批下来《三联生活周刊》。他还是认为，“要办就多办一点，可以通过杂志得到灵感，再去发展书。”

三联书店有许多传奇，其中之一是编辑和作者家人般的关系，他们甚至经常一起在编辑部吃火锅。在更早期，三联内部对待作家有非常严格的规矩。沈昌文则自己有一套结交朋友的独门秘决：送书给他。他告诫说“千万不要送月饼”，老顽童本色不改。

对于如今的公司式管理、选题讨论会，他并不太认同，强调的是三联的许多重要传统，比如家庭式的管理、“独断专行”、对作者的极度尊重。从三联书店退休后，沈昌文策划了“书趣文丛”，又发起创办了《万象》杂志。他把自己的生活概括为20个字：“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最近10年，他自称不太关注三联了，“不但不关注，而且尽量走远一点。”因为，“人事关系太复杂了，我没精力陷进去了。”

在三联的“研究生时期”

时代周报：你个人对三联的感情很深，已经快60年了？

沈昌文：我对三联很有感情，因为1949年以前就跟三联打交道了。1945年起我在上海做工人，可是我伺候的老板的宾客中间，就有好几位是三联的人，而且我工作的地方、住的地方离生活书店很近，我常去买书。1949年三联在上海招考，我去报名了，但人家没让我考，因为我是工人，没文凭，他们要大学生。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那时已上了一个夜大，就考进了。

1951年到北京，我进的不是三联，是人民出版社。我最愿意跟人们提的，是1954至1957年那一段的三联，可是现在没有人写到。1951年的8月吧，三联就撤销了，归并到人民出版社。1954年，我当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的秘书。上级有一个指示，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报告，里面强调，人民出版社要用三联的名义，要重视三联书店。所以后来就成立了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人民出版社特别从广东调来曾彦修。那时候的三联大刀阔斧做了好多事情：首先是定了几年的出书计划，后来又定了大的翻译规划，这个翻译规划，“反右”以后交给商务印书馆了，现在就是“汉译世界名著”。这时候，三联的英雄豪杰多了，那些书出了好多。

当时对待作家的态度是“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我印象很深，那时我刚学习做编辑工作。举个例子，尊重作家。我们给作家写信，很客气，老的作家都有名和字，称先生不能称名，必须称字，譬如郭沫若，跟他写信不能写沫若先生，那不恭敬，要写鼎堂先生。还有一个口号叫“翻箱倒柜”，要把作家1949年以后没有发表的东西都拿出来发表，组织了6个组稿团，到全国去跑，出了好多现在还在印的书，后来都转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了。

这个时期是我学习编辑工作的时期，我认为收获最大，我有点吹捧自己，叫“研究生时期”，其实我连大学也没毕业。不过那时编辑工作确实有一种新的面貌。一些现在很有名的编辑都在那个时候开始成长。我主持三联书店的时候，人家看着好像我的新招挺多的，其实都是当年的老招。人也是老人，无非是当年出了事，或是当年别人找过、我们没找过的人，那时又都变成新的人了。

很重要的老头的集合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那么多出版社，为什么三联书店能做得那么出色？

沈昌文：当然总得有几个老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头的集合，也就五六个人。第一个是陈翰伯，当了国家出版局的局长，但始终给他挂一个“代”，“代局长”，一直到去世，因为上面嫌他比较“右”。他是比较有知识的老干部，燕京大学毕业的，斯诺的学生，上世纪40年代就办过《读书》杂志，所以后来杂志的名字就一直用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陈原。两个都是老共产党员。下面有非共产党员，可是非常起作用，一个是史枚，史枚在上世纪40年代是上海沪东区委书记，跟唐纳在一起，所以跟江青很熟，而且这老头一直非常敢说话。他跟我经常一起讨论问题，谈俄国的事情比较多，其实他对中国的事情也很了解。

还有一个就是冯亦代，他也有很多想法之外，还认识人，所以三联的图书当时能打开局面，特别是海外的人。董鼎山就是他第一个介绍我认识的。包括钱钟书，还有金克木，都是冯亦代介绍的。冯亦代在所谓老文人中间有江湖气，叫他“冯二哥”，北京话，就是能解决人们的困难，排忧解难的人。比如，我要去看金克木，陈原还不大赞成，他说金克木情绪非常大，如果你要代表出版界去跟他谈话，他不会跟你认真谈的，可是没想到谈得非常顺利。像朱光潜，也很难谈，钱钟书是最难谈的，可是我们的工作都做得很成功。

还有就是翻译书我出得多一点。我主要强调在夹缝中做事，这是李慎之和陈原的意思。李慎之真有远见，给我们一个主意，就是“向后看”。当时外国的新思潮很多，李慎之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提出来之后，必然要走西方走过的好多路，做西方做过的好多事，所以我们必须向后看，把第二次大战前后的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探讨，来重印。像房龙的《宽容》就是那么出来的。我们也引进了大批香港的书，香港有一家今日世界出版社，现在没有了，当年很有名，董桥、戴天是那儿的编辑。我把今日世界出版社的书全都收集了，出了一套美国文化丛书，像《美国读本》。美国大使馆也支持我们，美国文化丛书之后，我又做了德国文化丛书、法国文化丛书。

要有精干的小摊子

时代周报：当时三联书店的编辑跟作者的交往，现在看起来都很传奇。现在很少有这种情况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沈昌文：这是办三联的一个方针。三联还有一位也是很重要的领导倪子明，他当过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他主张办小出版社，不主张出版社像一个大公司这样的管理，也不主张办成当时那样的官僚机构，讲穿了，就要像家庭式的。因为出版社有很多难言之隐，非得有一两个人来具体掌握这些事情，很难像公司式那样的管理。还有一条让我非常意外：胡愈之首先提出来的主张是允许办同人刊物，可见他们这些老人深刻觉得一定要给知识分子一些自由。我们慢慢地跟知识界有了一种默契，请他们到编辑部来吃饭，或者是“服务日”。我给上面报了几句话，叫“没开始，没结束，没主题，没主持”。可是每次“服务日”完了，我们要研究好长时候呢。

时代周报：三联书店出了《读书》等刊物，你也非常欣赏出版社办刊物这种方法吗？

沈昌文：这也是三联的传统。这要说到范用，尽管他在人民出版社，不管出版，不管编辑，可他最主张办刊物。办刊物是三联一贯的办法，而且是从胡愈之开始，甚至可以说是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都有的传统，可是三联是特别讲究要办刊物，而且主张领导人亲自编。这点我接受了，我不主张三联以后的有些做法。刊物最好是自己来编，主要是能从中得到线索，可以编出有生命力的书来。

在我主持三联那些年，《读书》是主要的，书是次要的，所以书的编辑都对我有点意见，说我不是很像模像样地领导他们，关照他们。刊物我是亲自要管的。到我已经退居二线了，董秀玉跟我商量有什么事情可作，我提出一个规划，就是办十个杂志。后来上面就批了一个，就是《三联生活周刊》。那真是“发了一场神经病”。当时我想，要办就多办一点，而且可以通过杂志得到灵感，再去发展书。

时代周报：为什么三联的定位是以学术文化为主？

沈昌文：因为我们国家出版有专业分工的，我们到1986年才批准恢复，已经无路可走了。我自己想出几个路子，一个就是文化，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一个出版社是完全强调文化的。我们通过编杂志等等，深刻领会到文化的重要。我当时给上面打报告，强调三联的个性，也强调文化，特别是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跟我争啊，我争不过他们，可我一定要拿过来。第二是强调海外。我们在香港有分店，所以后来把董秀玉派去当总经理，这也是经过高人研究过的，因为香港的三联书店要港人治港。我们请教的专家讲，按照外国公司的规定，如果是总店的副总经理可以是分店的总经理，这样香港人就没话好讲。董秀玉去了成效很大，我要跟蔡志忠联络很难啊，就通过董秀玉，蔡志忠真爽气，看见董秀玉去了，就委托她做他的版权代理人，所以以后我再出蔡志忠的漫画，等于跟董秀玉打交道就行了。

后来我到美国去，专门去找黄仁宇，到他那个河边的家，加上王德威、李欧梵等人，这样取得了很好的关系，加上有冯亦代这些老前辈支持。我几次到美国都是余英时开车带着我到处玩。

时代周报：那些经验现在看来都很管用，后面有没有继续实行下去？

沈昌文：说实话，做出版社，我当时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很精干的小摊子，很多事内部操作的，然后才能有很好的idea。要不然，靠什么来一个选题讨论会？我在位的时候，独断专行的，不搞这些东西，讨论会有什么讨论的？那些老专家，金克木、周有光，他们在会上反而不大肯说意见，对不对？你得上门去请教啊，你得交朋友啊，我老说，交朋友最好的办法，送书给他，你千万不要送月饼，因为他不像你那么经常逛书店。所以我认为出版社的老总最好是“思想经纪人”。我可能老了，像倪子明，他也是非常主张小出版社，有点像现在说的“工作室”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