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昌文:谈情说爱做出版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09-07-21 23:11:55
  • 沈昌文 1931年生,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后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起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沈昌文是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当家。那正是中国知识界风云际会的重要阶段。他曾说《读书》办得很痛快,在他主持三联的那些年,“《读书》是主要的,出书是次要的。”他对办杂志有一种狂热,退居二线后,他还提出一个规划:办10本杂志。他形容“那真是发了一场神经病”。最后只批下来《三联生活周刊》。他还是认为,“要办就多办一点,可以通过杂志得到灵感,再去发展书。”

    三联书店有许多传奇,其中之一是编辑和作者家人般的关系,他们甚至经常一起在编辑部吃火锅。在更早期,三联内部对待作家有非常严格的规矩。沈昌文则自己有一套结交朋友的独门秘决:送书给他。他告诫说“千万不要送月饼”,老顽童本色不改。

    对于如今的公司式管理、选题讨论会,他并不太认同,强调的是三联的许多重要传统,比如家庭式的管理、“独断专行”、对作者的极度尊重。从三联书店退休后,沈昌文策划了“书趣文丛”,又发起创办了《万象》杂志。他把自己的生活概括为20个字:“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最近10年,他自称不太关注三联了,“不但不关注,而且尽量走远一点。”因为,“人事关系太复杂了,我没精力陷进去了。”

    在三联的“研究生时期”

    时代周报:你个人对三联的感情很深,已经快60年了?

    沈昌文:我对三联很有感情,因为1949年以前就跟三联打交道了。1945年起我在上海做工人,可是我伺候的老板的宾客中间,就有好几位是三联的人,而且我工作的地方、住的地方离生活书店很近,我常去买书。1949年三联在上海招考,我去报名了,但人家没让我考,因为我是工人,没文凭,他们要大学生。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那时已上了一个夜大,就考进了。

    1951年到北京,我进的不是三联,是人民出版社。我最愿意跟人们提的,是19541957年那一段的三联,可是现在没有人写到。1951年的8月吧,三联就撤销了,归并到人民出版社。1954年,我当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的秘书。上级有一个指示,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报告,里面强调,人民出版社要用三联的名义,要重视三联书店。所以后来就成立了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人民出版社特别从广东调来曾彦修。那时候的三联大刀阔斧做了好多事情:首先是定了几年的出书计划,后来又定了大的翻译规划,这个翻译规划,“反右”以后交给商务印书馆了,现在就是“汉译世界名著”。这时候,三联的英雄豪杰多了,那些书出了好多。

    当时对待作家的态度是“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我印象很深,那时我刚学习做编辑工作。举个例子,尊重作家。我们给作家写信,很客气,老的作家都有名和字,称先生不能称名,必须称字,譬如郭沫若,跟他写信不能写沫若先生,那不恭敬,要写鼎堂先生。还有一个口号叫“翻箱倒柜”,要把作家1949年以后没有发表的东西都拿出来发表,组织了6个组稿团,到全国去跑,出了好多现在还在印的书,后来都转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了。

    这个时期是我学习编辑工作的时期,我认为收获最大,我有点吹捧自己,叫“研究生时期”,其实我连大学也没毕业。不过那时编辑工作确实有一种新的面貌。一些现在很有名的编辑都在那个时候开始成长。我主持三联书店的时候,人家看着好像我的新招挺多的,其实都是当年的老招。人也是老人,无非是当年出了事,或是当年别人找过、我们没找过的人,那时又都变成新的人了。

    很重要的老头的集合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那么多出版社,为什么三联书店能做得那么出色?

    沈昌文:当然总得有几个老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头的集合,也就五六个人。第一个是陈翰伯,当了国家出版局的局长,但始终给他挂一个“代”,“代局长”,一直到去世,因为上面嫌他比较“右”。他是比较有知识的老干部,燕京大学毕业的,斯诺的学生,上世纪40年代就办过《读书》杂志,所以后来杂志的名字就一直用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陈原。两个都是老共产党员。下面有非共产党员,可是非常起作用,一个是史枚,史枚在上世纪40年代是上海沪东区委书记,跟唐纳在一起,所以跟江青很熟,而且这老头一直非常敢说话。他跟我经常一起讨论问题,谈俄国的事情比较多,其实他对中国的事情也很了解。

    还有一个就是冯亦代,他也有很多想法之外,还认识人,所以三联的图书当时能打开局面,特别是海外的人。董鼎山就是他第一个介绍我认识的。包括钱钟书,还有金克木,都是冯亦代介绍的。冯亦代在所谓老文人中间有江湖气,叫他“冯二哥”,北京话,就是能解决人们的困难,排忧解难的人。比如,我要去看金克木,陈原还不大赞成,他说金克木情绪非常大,如果你要代表出版界去跟他谈话,他不会跟你认真谈的,可是没想到谈得非常顺利。像朱光潜,也很难谈,钱钟书是最难谈的,可是我们的工作都做得很成功。

    还有就是翻译书我出得多一点。我主要强调在夹缝中做事,这是李慎之和陈原的意思。李慎之真有远见,给我们一个主意,就是“向后看”。当时外国的新思潮很多,李慎之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提出来之后,必然要走西方走过的好多路,做西方做过的好多事,所以我们必须向后看,把第二次大战前后的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探讨,来重印。像房龙的《宽容》就是那么出来的。我们也引进了大批香港的书,香港有一家今日世界出版社,现在没有了,当年很有名,董桥、戴天是那儿的编辑。我把今日世界出版社的书全都收集了,出了一套美国文化丛书,像《美国读本》。美国大使馆也支持我们,美国文化丛书之后,我又做了德国文化丛书、法国文化丛书。

    要有精干的小摊子

    时代周报:当时三联书店的编辑跟作者的交往,现在看起来都很传奇。现在很少有这种情况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沈昌文:这是办三联的一个方针。三联还有一位也是很重要的领导倪子明,他当过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他主张办小出版社,不主张出版社像一个大公司这样的管理,也不主张办成当时那样的官僚机构,讲穿了,就要像家庭式的。因为出版社有很多难言之隐,非得有一两个人来具体掌握这些事情,很难像公司式那样的管理。还有一条让我非常意外:胡愈之首先提出来的主张是允许办同人刊物,可见他们这些老人深刻觉得一定要给知识分子一些自由。我们慢慢地跟知识界有了一种默契,请他们到编辑部来吃饭,或者是“服务日”。我给上面报了几句话,叫“没开始,没结束,没主题,没主持”。可是每次“服务日”完了,我们要研究好长时候呢。

    时代周报:三联书店出了《读书》等刊物,你也非常欣赏出版社办刊物这种方法吗?

    沈昌文:这也是三联的传统。这要说到范用,尽管他在人民出版社,不管出版,不管编辑,可他最主张办刊物。办刊物是三联一贯的办法,而且是从胡愈之开始,甚至可以说是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都有的传统,可是三联是特别讲究要办刊物,而且主张领导人亲自编。这点我接受了,我不主张三联以后的有些做法。刊物最好是自己来编,主要是能从中得到线索,可以编出有生命力的书来。

    在我主持三联那些年,《读书》是主要的,书是次要的,所以书的编辑都对我有点意见,说我不是很像模像样地领导他们,关照他们。刊物我是亲自要管的。到我已经退居二线了,董秀玉跟我商量有什么事情可作,我提出一个规划,就是办十个杂志。后来上面就批了一个,就是《三联生活周刊》。那真是“发了一场神经病”。当时我想,要办就多办一点,而且可以通过杂志得到灵感,再去发展书。

    时代周报:为什么三联的定位是以学术文化为主?

    沈昌文:因为我们国家出版有专业分工的,我们到1986年才批准恢复,已经无路可走了。我自己想出几个路子,一个就是文化,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一个出版社是完全强调文化的。我们通过编杂志等等,深刻领会到文化的重要。我当时给上面打报告,强调三联的个性,也强调文化,特别是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跟我争啊,我争不过他们,可我一定要拿过来。第二是强调海外。我们在香港有分店,所以后来把董秀玉派去当总经理,这也是经过高人研究过的,因为香港的三联书店要港人治港。我们请教的专家讲,按照外国公司的规定,如果是总店的副总经理可以是分店的总经理,这样香港人就没话好讲。董秀玉去了成效很大,我要跟蔡志忠联络很难啊,就通过董秀玉,蔡志忠真爽气,看见董秀玉去了,就委托她做他的版权代理人,所以以后我再出蔡志忠的漫画,等于跟董秀玉打交道就行了。

    后来我到美国去,专门去找黄仁宇,到他那个河边的家,加上王德威、李欧梵等人,这样取得了很好的关系,加上有冯亦代这些老前辈支持。我几次到美国都是余英时开车带着我到处玩。

    时代周报:那些经验现在看来都很管用,后面有没有继续实行下去?

    沈昌文:说实话,做出版社,我当时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很精干的小摊子,很多事内部操作的,然后才能有很好的idea。要不然,靠什么来一个选题讨论会?我在位的时候,独断专行的,不搞这些东西,讨论会有什么讨论的?那些老专家,金克木、周有光,他们在会上反而不大肯说意见,对不对?你得上门去请教啊,你得交朋友啊,我老说,交朋友最好的办法,送书给他,你千万不要送月饼,因为他不像你那么经常逛书店。所以我认为出版社的老总最好是“思想经纪人”。我可能老了,像倪子明,他也是非常主张小出版社,有点像现在说的“工作室”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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