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中美关系
1971－1972年，在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手中实现的美国对中国的开放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虽然在知名度上略逊一筹，但30年前吉米·卡特迈出的下一个重要步骤较之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成就毫不逊色，因为它实现了中美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目标。如果没有1978年的建交，美中关系就无法彻底摆脱小规模高层交流的有限日程表。
1977年卸任的时候，杰拉德·福特总统和基辛格留下的美中关系并不完善，因此也没有多少稳定性可言。美国仍然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承认台湾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从1972年开始，美国和中国在各自的首都设立了小规模的“联络处”，但却并没有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当时的官方交流非常有限，而双边贸易的年度总额还不到10亿美元（今天，美中贸易额达到了惊人的3870亿美元）。
卡特带着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就任总统，这需要把美国对国家地位的认可从台湾方面转移到中国大陆。
美国必须找到一条出路，能够在承认中国的同时，在不承认台湾政府代表中国合法地位的条件下继续与之打交道，但最重要的是，美国想要保持对台军售。
在美国保守派代表人物巴利·戈尔德沃特参议员和1980年共和党提名候选人的最强势竞争者罗纳德·里根的率领之下，台湾游说团会竭尽全力阻挠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目标。
冒险之旅始于卡特政府任期的最初两年，当时对中国的两次重要访问，整个过程完全避开了公众的视线，这两次访问的主角一次是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而另一次则是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这些参与了整个过程的人居然成功地实现了对密集谈判过程的完全保密。
中国方面要求断绝美台之间的所有官方联系，其中包括停止美台军售。我们知道这样的举动会在国内激起巨大的反对声浪，因此试图找到某种方式，可以在不承认台湾地位并中止艾森豪威尔时代签订的双边安全协定以后，继续保持对台官方接触并维持军售。
这种做法在美国和国际法中都没有先例。听取了艾森豪威尔前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尼尔的建议以后，国务院的律师们起草了不同于美国历史上所有法律的《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在不承认台湾合法地位的情况下跟台湾打交道，其中包括继续对台军售。
但当我们对中国方面解释为了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这种变通做法为什么非常重要时他们并没有接受。他们希望得到与承认合法地位相关的贸易和其他好处，这样做会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中惠及中美两国。可台湾问题却仍然是一个似乎无法跨越的巨大障碍。
整个局势在1978年末取得了突破，卡特对这个突破点进行过审慎的考量，最终选择在了议会中期选举之后。这次突破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国的最高领袖。1978年秋，他与美国签订协议：中国不“同意”美国对台军售或从事其他活动，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将继续推动两国关系走上正常化之路。这是中国谈判风格的经典案例：在原则问题上异常坚定，但在具体细节上非常灵活。
这里的很多细节我都没有提到，但我涉及了整个问题的实质。1979年1月，邓历史性地出访了美国，整个访问过程以布热津斯基宅邸的一次私人晚宴开场，并在国宴中达到高潮（这次宴会与众不同还因为尼克松在卸任后第一次回到华盛顿，我在尼克松那桌就座，并珍藏了一份那晚所有人签名的菜单）。
在布热津斯基宅邸，邓谈起了他知道自己将无法亲眼看到对于中国的梦想。他坚信中国能跨过那些被世界赶超的失去的岁月，但这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
邓准确地预见了学生、现代技术和贸易的交流浪潮。他比任何一位美国官员更多地预见到美国对中国开放的成果。可就连邓小平本人都无法完全想象到
作者系美国前副国务卿、驻联合国大使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