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机当前,更要尊重经济周期

    观点 > | Time Weekly - 2009-07-21 04:01:16
  • 经济数据连续整体下滑和内外需紧缩的双碰头,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已经由“硬着陆”转为“软衰退”,经济下调的幅度和速度均超过预期,如用电量和粗钢生产是创纪录的连月出现负增长。经济下调导致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决策层史无前例的应对措施(从1017日的“温10条”到123日的“金9条”再到1213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国30条”以及1221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国6条”),则更表明宏观层“十分焦急”的情绪。

    而如果按照“国30条”意见要求,明年货币供给增速将超出经济增长与通胀之和3%-4%达到17%,那么以2009年经济增长8%9%的目标来看,决策层应该是将明年通胀的水平定在4%-5%,这样则意味着在明年物价1%的翘尾基础上,新涨价因素将达到5%-6%,暗示在保增长的重任之下,决策层对于适度通胀给予了接受的态度(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认同)。

    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世界各国在解救过程中,已经展开了“零利率的赛跑”。美联储已经连续大幅降息至0.25%的历史低位,随后日本央行也降息至0.1%,中国人民银行也在百日内5次降息。恐怕印钞机的全面启动,不日就将成为伯南克口袋中所谓“尚未用完的武器”。

    虽然在经济增长和通胀面前,各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实际则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已经不顾忌如此多的货币日后是否会掀起滔天洪水了。当然在近忧未解除之前,这种远虑显得有一些不切实际,毕竟当火灾发生后,首要做的一定是先把火扑灭,而后才是察明原因、追究责任以及防患于未然制度建立等长远之计的考量。

    如果说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问题是匮乏的信心、窒息的恐惧和臆想般的猜忌几近把市场推向了死亡,相应各国政府的积极介入或者是干脆做市则是当下必须做的,而在发达经济体程序正义化的环境下,则使得这种介入能尽量更多地顾全整体利益,因此,就出现了即便是非常时期,无论是对金融市场的巨额救助还是对汽车巨头的即将救助,都需要经过复杂的博弈之后才能获行。

    对中国而言,决策层一边是呼吁信心的建立,一边则是继承和发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相比之下,我们的救助不需要上述复杂的博弈过程,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省去了很多必要的程序,所以,我们反应的力度和速度都较快。但缺少必要博弈的非常之举,可能会使我们面临政策失偏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政策执行中的噪音(西方的噪音更多是在执行之前),进而有可能影响政策初衷的实现。

    更为关键的是,此次经济拐点正好处在内、外经济周期和长、短经济周期同时叠加的非常时期:回顾中国经济60年历程,如果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前后各有一个30年的经济长周期(1949-1978-2008),而其间则又有一个10年的短周期(1949-1958-1969-1979-1989-1999-2008),所以仅就国内经济而言,当前正处长、短周期重叠时期。全球化能够带来共同增长,但是也能触发共同衰退,如果再加之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调整,那么可想而知,多种周期的同时叠加,其产生的共振效应是我们从未遇到的。

    决策层已经明确“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如何成就逆周期调控的“形保(增长)实转(结构)”,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除了信心之外,我们在风险防范、体系完备、机制顺畅等方面较西方还显得相当薄弱。例如在失业问题上,西方存在一个应对短期失业的缓冲机制,而我们没有,更别说我们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也远远重于外国人(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会保障)。

    这种背景下,如果观察继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随后推出的各项细化方案,就可以发现决策层应对此困境实际形成了“抓大保小”(九大行业振兴和力保中小企业过冬)的调控思路,同时工作重点已经由调控方向的确立转为了贯彻落实,但连续下滑的经济数据,则反映出在政策时滞期内经济下行的惯性(这次更像是自由落体式的滑落),尤其是在我国工业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工业生产如此巨幅地下挫更是表明问题的严重性。

    日前中金就预测此次经济调整将呈现“W”形的双底局面,继2009年受刺激政策影响,经济运行短暂企稳之后,2010年情况会再次恶化;相应高盛的观点则是2010年可能又是一个高增长年份。如果经济运行真如中金预期,那么恐怕届时政府宏观调控的公信力将再次受到质疑,而这一轮调整的路径则就出现了我一直所担忧的样子:通胀—紧缩—经济硬着陆—失业增加—(不知道发生什么)—回归平衡—失业性复苏直至新一轮增长(而复苏的路径可能因恶性通胀的洪水再次改道),而曾经出现过的失业型增长—通缩型衰退—失业型复苏的循环也将再次出现。

    为了防止上面那个“不知道发生什么”的发生,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稳定就业。据《财经》报道,人保部调查显示,截至11月底10省份农民工返乡数据总计有485万名,占今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称大学生的失业率将超过12%,周天勇则更悲观地认为“2008年和2009年的就业形势令人堪忧,就是很保守地估计,城镇真实失业率可能分别为12%和14%”。因此,可能被选中的一条路径就是通过调整行业间的利润分配来实现经济的平缓过渡,即大家都吃不饱,但都还有一口饭吃。

    而近期人保部决定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并在有条件的地区降低基本医保和工伤保险费率;以及李荣融有关“保持职工队伍的相对稳定,尽力不裁员,做到减薪不裁员,歇岗不失业”的讲话,均表明这种牺牲利润来维持全行业的运转,进而保证就业稳定,至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等,暂时就放缓了。这样的话,则就出现另一种困境,就是微观经济活性激发乏力,因为对于经济微观层的企业而言,在当前“剩”者为王的环境下,他们的选择无疑是把钱袋子尽量拉长,等待寒冬的过去,少赔钱,而不是在情况不明时贸然出击进行生产投资、股权投资来多赚钱。

    所以,在当前全球经济周期和中国经济周期叠加的时候,经济重新寻找新的平衡之际,熊彼特关于“周期并不像扁桃体那样,是可以单独摘除的东西,而是像心跳一样,是有机体的核心”的论断,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我们需要的一种心态是尊重经济周期,对于政府而言,当前最急迫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必须为可能出现的经济硬着陆甚至短暂衰退,尽快准备好海绵垫(税费负担减轻、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流支持、财政补贴增加、人员安置优惠等等),尽量让微观层摔下来时,疼痛小一些,然后再扶它一把,让它站起来。虽然这个过程是相当痛苦的,但是如站在中国经济大周期角度来看,可能这也是必须经历的。要有凤凰涅槃的勇气,方能浴火重生。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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