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家石小敏:让危机转化为改革动力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09-07-20 18:48:32
  • 这样的危机是头一次遇到,人们对它的知识和经验都不太够,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大型企业的决策和政府决策来说,与其把它看轻一点,不如估计得严重一点,这样的话未来可能会比较主动,现在应对的准备就会比较充分一点。

    122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先生光临时代周报举办的时代沙龙,作了题为“金融危机与改革”的专题讲座。面对这一次经济危机,石小敏认为危机很有可能转化成为一种改革动力,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个崭新局面。

    金融海啸前所未遇

    温家宝总理说危机期间制订政策的时候,危机当前,要注重问政于民、问施于民,就是说,你得调研,多方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做一些讨论。

    时代周报:当下,中国经济越来越感受到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寒意,您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石小敏:这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此次是大爆发,病根是很早以前就种下了。期间,有过若干次小的病情发作,比如2001年的安然公司倒闭、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08年初的贝尔斯登公司被接管等,好似心绞痛发作,一次比一次重,人们就一次比一次加大“硝酸甘油”的服用量,挺一挺就过去了。直到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演变成整个金融体系的“大面积心梗”。

    看来这次光吃药不行了,要动大手术了。于是金融体系被架上手术台,先是摘了几个“血管瘤”(把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几个独立投行都转成商业银行,令其大幅度“去杠杆化”),接着又上了几个“支架”(即各国相继宣布的救市计划),通过向银行体系的大规模“注血”,来缓解突然冻结的信用。

    因此,这一次发病是很重的。格林斯潘说是“百年未遇”,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前所未遇”。

    时代周报:经济危机之下,很多人将矛头指向新《劳动合同法》,您如何看该法的实施效果?

    石小敏:要给企业减税。现在小企业叫做小额纳税者,是按定额纳的,很多小企业定额纳的税比正规纳税者即大企业按照增值税17%纳税的比例还要高,为什么不能减税,同时让他们给职工上点保险呢?这是第一。

    第二,现在农民工平均在一个地方打工12年,然后就走了,他们不把企业上保险作为自己的劳动成本和自己的收益。他一走等于肥了地方保险机构,企业也不愿意。

    这就是一个社会保障号码的问题。社会保障号码其实是西方国家一个非常大的发明,这个号码中间有你的基本信息和行为记录,走到哪里都可以通用。

    第三,在统一的原则下多搞几套方法,企业可以选择采用哪一种,甚至还可以给企业一个3-5年的过渡期,把企业实行社保程度与减税优待适度挂钩。

    劳动部门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你怀着好意、善意提出一个《劳动合同法》,会有这么多的负面反应,确实值得反思。

    温家宝总理说,危机期间制订政策的时候,危机当前,要注重问政于民、问施于民,就是说,你得调研,多方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做一些讨论。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的教训也要吸取,为什么不能事先充分地听取意见?越是危机的时候,政府各个部门的决策质量应该有一个提高才行。

    恐慌期还未过去

    现在可以说是风险陡然剧增,挑战前所未有的严峻。这个时候我们不充大头、不英雄救美,愿意与人合作,适度提出建议,首先要把自己的事办好,这个方针是对的。

    时代周报:您认为经济危机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石小敏:经济危机可分为恐慌期和平复期两个阶段,前者短一点,后者长一点。

    现在恐慌期还未过去。一般认为等奥巴马上台后,实施了他的救市措施,稳定了人心,美国的消费支出止跌回稳,恐慌期才算结束。看来恐慌期起码要半年时间。在恐慌期,信用基础摇撼,商业合约受到摧毁性打击,各类大商品价格高台跳水,美元反而挺升。在恐慌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突然遭遇腰斩,增速有可能损失一半或更多。

    进入平复期后,全球经济呈现衰退甚或伴有萧条景象。衰退将会多长时间?其前景是“日本式消沉”还是“格林斯潘反弹”?现在还难以预料。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美国经济走势呈大L形,经济衰退将持续很长时间,3-5年都有可能是保守的估计。

    由于各国只是在对恐慌期急于救市达成某种共识,对平复期如何将经济引入消除病灶,健康复苏之轨道尚无一致意见,结果是争相无限额“注水”,争相走向“零利率”,这就不能不加重人们另外一层的担忧,未来的衰退有可能伴有严重的“滞胀”!犹如一个严重心梗的病人同时患有全身浮肿。这将使调治更加棘手。

    时代周报: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危机,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石小敏:现在可以说是风险陡然剧增,挑战前所未有的严峻。这个时候我们不充大头、不英雄救美,愿意与人合作,适度提出建议,首先要把自己的事办好,这个方针是对的。但自己的事要办好谈何容易!日本高速增长20年,然后10年消沉,人家扛住了。日本贫富差距不大,各种福利、保险制度都比较完善。中国30年高速增长,来个3年低速会怎么样?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扭曲、失衡较大,薄弱环节很多,压力上来了,哪一处会出毛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消费,提高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都对。但轻重缓急怎么摆?这几句话,越靠后,越实质,越根本,就越难落在实处。比如消费怎么促上去?目前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8%,用5年时间将其提升至48%怎么样?不多吧。每年平均提升2个百分点,即每年平均在已有的消费增长之上再额外多增加5千亿-6千亿元的消费额。然有无有力措施?这块的研究就跟不上。积极的消费政策与积极的就业政策紧密相连。

    今后几年内,就业有可能成为头号社会问题。尤其是每年近千万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应给予高度重视。开放各类高、中、低档服务业,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创业,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税负,快步增设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允许并鼓励农村各种产权(使用权)的有序流转与抵押,允许境外各类合乎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到大陆开办相关业务,等等,以上课题,及早纳入决策的日程甚为必要。

    这样的危机是头一次遇到,人们对它的知识和经验都不太够,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大型企业的决策和政府决策来说,与其把它看轻一点,不如估计得严重一点,这样的话未来可能会比较主动,现在应对的准备就会比较充分一点。

    时代周报:面对这样复杂与深层次困难的局面,您对我们的决策层有什么建议?

    石小敏:越是挑战严峻,越是困难,对决策质量的要求就越高。近年来的宏观决策有不少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比如2003年免除农业税,一纸文件下去,社会欢呼,整个农村因此趋于稳定了好几年。但2007年底的物价临时管制措施负作用就很大,其中的电价冻结使我们在冻灾中额外付出了巨大损失。中国发展到今天,每项重大举措出台时的相关配套政策愈来愈重要。比如《劳动合同法》,用心良好,也该出台了。试想出台时若给出以下三方面的配套,效果是否会好很多?这三个方面的配套是:

    1.给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适当减少税负;

    2.给出几种不同的实施方案供用人单位选择,并允许有一个3~5年的过渡期;

    3.迅速实施各类社会保险的跨省可接续管理办法。

    由于缺少以上三方面的起码配套,结果是陡然增大了用工单位的后顾之忧,好心却落了埋怨。

    困难多,压力大,经济问题经常与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这个时候,特别要求政府在处理问题时要做到情况明与思路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处理出租车罢运事件就开了一个好头。

    温总理说:越是困难的时候决策越要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讲得太好了。相信人民,尊重实践,高度重视基层的首创精神,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落脚处,也是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果的基本经验,更是冲破官僚主义、垄断权力与特殊利益集团束缚、保证中央正确路线得以真正贯彻执行的必由之路。

    合作是应对危机关键

    这个危机来了以后对决策的质量要求有很大的提高,要加强交流,提高公共问题的分析力和善于提出好的政策建议。我们走到这一步,没有任何可能性倒退。

    时代周报:这次经济危机从某种程度是不是等同于人体自身的免疫,作为一个经济体的排毒辟谷阶段?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对未来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

    石小敏:我觉得至少中国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中国现在自身的力量还不太够,所以有必要采取一种合作的方式,合作是应对危机的关键。

    我觉得5年之后或者再多几年以后,中国GDP占全球份额从现在的6%-7%上升到10%以上,美国27%28%以上下降到25%以下,那时候中国的发言权会更大一些。现在这里一个关键环节是中美合作的问题,这些年来的观察,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密。

    去年底美国的战略智囊机构跑到国内来,他们递出一个课题叫“‘中美共治’前景如何”,建议共同研究一下美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中国自己好像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中美关系持续密切,可能对全国经济体系的改善会更好一点,但是这要取决于中国国内的状态,中国国内最难的可能不是怎么同人合作的问题,最难的是处理自身的问题。

    这个危机来了以后对决策的质量要求有很大的提高,要加强交流,提高公共问题的分析力和善于提出好的政策建议。我们走到这一步,没有任何可能性倒退。这是我们能够保持谨慎乐观态度的一个根据。

    以开放带动改革

    这次危机出现一个过去少有的现象,国务院提出应对经济危机的方针以后,社会方面提出各种分析和新的建议纷纷上来了,群策群力是应对危机的一个好途径。

    时代周报:您是1983年调进国家体改委,从那时候算已经有25年,后来到了体改研究会,始终是观察者和思考者的角色。您是如何看待这30年的改革的?

    石小敏:把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放在百年的近代史中去看,有点像黄河,就是你跳到空中鸟瞰这个历史进程有点像黄河。我们这个国家地势西高东低,所以大河东去。从孙中山的新民主主义到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虽然蜿蜒曲折,始终是“大河东去”。

    但建国以后,这个大河拐了弯向北去了,改革开放把这个弯拉下来又东去了,中间走了一段弯路。这30年里改革走得最快的部分是跟全球社会经济融合程度最高的部分,已经“入海”了,走得最慢的部分可能还在黄河的拐弯处,也许还没过“壶口瀑布”。

    这次胡主席的报告里我觉得比较有味道的一个提法,他也说“百年”,提了三次“伟大革命”: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真正有巨大成效的是后面这30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跟改革开放相关联的。裁弯取直看百年史,再从百年史看这30年的轨迹和地位,我们现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跟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还有什么差别呢?大概就差把农民在土地方面的基本权益合理地还给农民这一点了,别的都通了。

    我们的改革一开头是两条腿走路的,比如说农村联产承包,第一步跨出去联产承包是经济改革,第二步走出去取消人民公社,这在农村是政治改革。

    那么城里头搞改革,首先是国有企业,第一步开始给企业搞利润,你可以留成,可以搞一点奖金。第二步就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在国有企业里面是一项政治改革,所以是两条腿走路。只是19841985年整个改革开始在城市展开的时候,经济改革这条腿还是动作快了,另一条腿好像跟不上了。

    时代周报:因此现在来重新审视改革对如何面对今天的经济危机是不是也有启发?

    石小敏:是的,这次危机能不能转化成为一种改革动力?我觉得有可能。

    1986年以后党中央正式成立机构,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走,后来政治试验进行了调整,这一条腿抬不起来了。邓公一看,这么下去改革开放怎么办?老人家一个南巡,把这条腿又往前踢了。9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一种大的趋势,叫开放带动改革,开放成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开改带动改革,改革促进发展,沿海促进内地,民营促进国营,地方促进中央,经济拉动社会政治,实践拉动理论,改革的动力跟80年代有点不一样,80年代的第一动力是自上而下的,这时候它可能是自外而内了。一直到我们签了WTO以后,开放整个上了台阶。上了什么台阶?从引进资金、管理、技术、市场,进入到一个成套引进规则的阶段。但是,从90年代以后,我们就没有过两条腿走路的时候,基本上是前腿伸一伸,后腿拖一拖。走相很“累”。每个领域都有自身的“前腿”与“后腿”。“后腿”实在拖不动时,“前腿”就开始“画圈”,动作就更加走形。郎咸平说前腿有毛病,是有毛病,但根子在后腿上。

    这次危机出现一个过去少有的现象,国务院提出应对经济危机的方针以后,社会方面提出各种分析和新的建议纷纷上来了,群策群力是应对危机的一个好途径。

    这次危机能不能转化成为一种改革动力,我觉得有可能。

    这次危机出现一个过去少有的现象,国务院提出应对经济危机的方针以后,社会方面提出各种分析和新的建议纷纷上来了,群策群力是应对危机的一个好途径。

    广东还是得天独厚的

    30年珠三角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得益于面对香港的开放和改革,不断地引进香港的资金、技术、管理和机制,不断地学习香港,树高影长,它的辐射就到了整个珠三角,甚至我们整个广东的经济都带动起来。

    时代周报:最近国务院通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珠三角的五大定位,赋予珠三角地区发展更大的自主权,从而成为带动全国发展的更为强大的引擎。这是否意味着呼吁多年的珠三角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石小敏:我感觉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广东的发展可能还是要重视一点深圳,我认为深港可能是一个牛鼻子,深港一体化核心是金融一体化。

    最近好像有关方面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希望在两个点上做文章,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但是从法律的完善、人才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上,香港要比上海有更大的优势。

    30年来,广东珠三角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得益于面对香港的开放和改革,不断地引进香港的资金、技术、管理和机制,不断地学习香港,树高影长,它的辐射就到了整个珠三角,甚至我们整个广东的经济都带动起来。

    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来说,没有金融,你这个产业升级、价值链的提升是根本没法保障的。现在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必须得做这个事,你要考虑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广东还是得天独厚的,高度利用香港,把珠三角的产业结构搞好,我觉得有很大的机会。

    时代周报:目前东广东出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率先实现科学发展的决定”,提出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和广州、湛江两个开放城市,在行政、经济、社会改革方面要有一个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主要是说要在体制的创新方面有所作为。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呢?

    石小敏:我们改革有三个点,第一个是从部门的角度来说,把社会保障、教育保障等做实做好。刚才我讲战胜经济危机最终要扩大内需。

    我们现在消费结构很不合理,2007年居民消费才占GDP38%左右,如果加上政府消费这一块也就48%,不到50%。而美国是73%左右,日本也是70%多。现在危机到了,我们有没有提出这个规划,譬如5年之内把我们的居民消费比重提高10个点,从38%提到48%,平均每年涨两个点?这就意味着今后5年除已有的正常的消费增长意外,每年要额外再增加5-6千亿元消费。2003年宣布给农民免除农业税,种粮直接补贴,两项加起来,几亿农民每年能得到1200亿好处,那是很大的一个动作。还有什么动作才能做到每年增加五六千亿呢?

    改变社会结构,公共服务体系要加强,这是紧迫的,还有医疗,现在我们农民工为什么不能够在城里定居呢?这30年来的城镇化,如果真的是农民的城镇化,绝对有进步的意义,如果农民只是在这里找一个工作,呆不住,这个城镇化进程就不能持续。

    我认为新农村里有三个经济要素,一个要素是土地,一个要素是金融即信贷,一个要素就是免税。免税已经有了。还有三个组织要素,一个是农村自治,一个是各种各样的合作社,还有一个是农民自己的金融组织,不管是商业还是合作的,这样各种各样的能人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

    我们先从可以做的地方做起,把老百姓的合法权益逐项落实,然后自我管理、民主创新才有根基,才能慢慢发展起来。

    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高级经济师。1968-1978年在北京金属加工厂当工人、干部,1978-1982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1982-1983年在《经济日报》理论部工作。从1983年调进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之后,25年来一直从事中国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制定和调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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