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精编首撰剑桥版中国文学史
《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由耶
孙康宜教授说：“当剑桥大学出版社请我来主编这部书时，在共同主编的人选方面，我很自然就会想到宇文所安，因为他在美国的汉学界是顶尖人物，而且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也知道，不是朋友很难合作。”
在合作的过程中，每个专家都分写一段历史，具体如何分工必须科学。在第一册里，宇文所安写的是唐代文学文化史，那是他的专长，但那章所涵盖的时期则是650-1020年， 与一般以朝代的分期法不同。此外，普林斯顿大学的Martin Kern所写的是古代一直到西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David Knechtges所写的是东汉到西晋。哈佛大学的田晓菲所写的是公元317-649年。加州大学的Ronald Egan所写的是1020-1126年的那段。加州大学的Michael Fuller和密歇根大学的林顺夫合写12-13世纪那章（包括那段时期的南北文学史），亚利桑那大学的Stephen West则写1230-1375年的那段。在第二册里，孙康宜写的那一段是明代的前中期，大约从1375-1572年。耶鲁大学的Tina Lu写的是从1572年到1644年。 哈佛大学的李惠仪（Wai-yee Li）写的是清初到1723 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写的是 1723 年到1840年。哈佛的王德威写的是从1841年到1937年。加州大学的奚密写的则是由1937-2008 年的文学，其中还有耶鲁的石静远（Jing Tsu）和英国伦敦大学的Michel Hockx个别撰写的篇章。
明朝人的新“英雄论”
时代周报：《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启动，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
孙康宜：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主导的世界文学史系列中，已经出版的文学史有《剑桥俄国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和《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在这些文学史中，每一章都介绍一个不同的时代，都是由一位被公认为十分杰出的学者来写，就像接力赛一样。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一套书主要以单册为主，其主要目的就是想让普通的英文读者拿起书就读，而且在看完之后，感觉跟读完一系列的故事一样。因此《剑桥中国文学史》希望以精彩的方式来写。但如果要用一册来写这样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后来就要求两册，这在这套剑桥文学史的系列中，是惟一的例外。但我必须说明的是，我们这部两册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跟前几年已经出版的颇为庞大的《剑桥中国史》系列的方向十分不同。《剑桥中国史》主要是写给专家看的，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参考书。但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却希望给普通的英文读者看，即使是不懂中国文学的西方人读了也会觉得精彩才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想。我们自然也希望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们也会喜欢，所以必须写得深入浅出。
这种文学史的写法和我的德国朋友顾彬 (Wolfgang Kubin) 所编的文学史系列很不一样。顾彬所编的10册中国文学史都是用德文写成的大部头巨著，确实惊人，也让人佩服。本来他早已集合了一些人，分别负责各册地写作，谁知后来有些作者却洗手不干了。所以他最终只好亲自写了三大册文学史。这样一来，他大多处于孤军奋斗的境况中，只能长年地埋头苦干。但因为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接力赛”，所以作者和作者之间都必须不断地互相参照、配合。最难的就是其中提到的每一部作品的英译题目都必须前后一致才行，例如《金瓶梅》必须译成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西厢记》必须一致翻译成 The Western Wing等。这样就需要两位主编十分卖力地不断查看核对！幸亏有E-mail，我常常会收到一个作者来信问：这个书名怎么翻译？我就同时要E-mail给另外三四个作者，讨论一下该怎么翻译。
时代周报：你写的关于明代那一章为什么从1375年开始？
孙康宜：这说来话长，在第二册的序里我已经详细说明了。书出来后，请立刻买我们的书看，你就了解了。（笑）其实，我们本来是说要从1400年开始，后来觉得这样分期比较难，我们也不能把朱元璋的时代抹杀了，因为虽然他是一个恐怖的统治，但是在恐怖政治底下，也有一些地下文学。所以后来我们认为1375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明代于1368年立国，到了1375 年左右，从元朝遗留下来的那些重要文人大都先后去世了，该被朱元璋杀头的也都杀完了（包括高启），于是就开始了另外一段新的文学。
时代周报：这一章中有没有仔细探讨中国传统的“四大奇书”？
孙康宜：当然有。有趣的是，所有“四大奇书”的小说都是100回。但我只负责撰写其中的三部—即《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至于《金瓶梅》则由下一章的作者Tina Lu来写，因为那部小说较适合那一章的内容。我对《三国演义》的讨论重点主要是有关明朝人的新的“英雄论”，我以为“四大奇书”中的《三国演义》的确和从前的版本大为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有关英雄面貌的复杂性。还有，其中的《西游记》 和《水浒传》，其“英雄论”也跟以前的看法不同。我以为，关于英雄方面的不同改写，这跟明朝的文人文化有关。我选择用新的英雄主义为出发点来进行讨论“四大奇书”的小说。
时代周报：从1937年到2008年这段现当代文学史是怎么写的？
孙康宜：有关最后这段文学史，最难的就是选择作者，因为这一章不只要写中国大陆的文学，还要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海外的中文写作，像马来西亚等，甚至包括网络文学。所以我们必须选一个对这些地区的文学都熟悉的人，最后我们选的是执教于加州大学的
宋朝人创造了陶渊明的不朽
时代周报：你们为这本书定下的基调是什么样的？
孙康宜：第一，我们要用深入浅出说故事的方式，不但是普通英文读者能看懂，专家看了也觉得精彩才行，可读性要高。第二，我们是以年代先后为顺序，而不是以文类为中心。因为现有的很多文学史大多以文类为中心，比如说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戏剧史、中国小说史等，连鲁迅都写《中国小说史略》。所以我们决定以年代为主，在年代底下再讨论不同的文类和文体。这样就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学。同时，我们尽量不要用西方汉学界专业的术语，我们的目标是大部分的普通读者都能看懂。
时代周报：为了保证这本书的可读性，让它像讲故事一样，有没有对所有的作者在文笔上的要求？
孙康宜：有，最好的学者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作家。有些学者本来就很会写成那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就不需要太多的要求。但如果某一章过分学术化，我们就聘请特别编辑来润色。同时，我们也不能浪费文字，所以不准写一些没什么意思的句子。加上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很厉害，他每行都问：你是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有这一句？每一句都在那里抠你。
时代周报：这本书在编撰思想上有什么明显的特色？
孙康宜：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通常都不是中国“文学文化史”，而只是文学史，同时，大多以文类为主。比如说，通常的文学史比较注重描述某某作家生平如何，是诗人还是小说家，一共出了多少书。但我们不是以个别作家为重点，而是以某段文化潮流的深入描述为主。如果那个作家真的在那段文化潮流里很重要，当然会出现在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我们也会花很多的篇幅来谈他，但还是要以文学的潮流为主。如果某位作家被当时潮流所漠视，我们也会讨论“为何有这种现象”、“为何读者没普遍接受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等问题。总之，这是一部文学文化史。从这点来说，这样的写作文学史的方式可谓特殊。我们还讲到印刷文化、性别、选集的制作等主题。
此外，更重要的书，这部书主要还包括文学的接受史。比如说《太平广记》这本书就应当出现在三个朝代里：首先，《太平广记》书中所有的传奇故事都是唐朝时写的，但一直到宋朝才搜集成集子，最后真正印出来则是16世纪明朝的时候。所以，在唐朝的那一章我们会讲传奇故事的形成文化，在宋朝的那一章也应当提到传奇被搜集成为《太平广记》一事，在明朝的其中一章也要谈到《太平广记》的印刷史。印刷史跟接受文化总是应当互相呼应，应当合在一起讨论的。
还有“经典形成”的问题也很值得考虑。一个文学作品怎么会成为经典？为什么有些伟大的作品没能成为经典？其实，那些文学作品之所以会让人忘记，就是因为没能及时成为经典。当然，这个现象跟选集的出版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某一作品被选入选集，出版了，将来就会流传下去。还有文学集团的支持也很重要，因为一个作家不可能自己变成有名，需要文学集团和读者们的帮助。还有性别问题，我们目前的文学史比较少谈性别方面的问题，但在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性别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当然，我们不会故意去谈它，但如果哪个女作家当时真的很有名，我们就会谈到；如果当时并不重要，我们现在也不会随便给她提拔。
时代周报：在史料的运用上，你们坚持什么原则？
孙康宜：我们希望能够借着对文本的深入研究，努力还原到本来的那个“当代”。我们坚持尽量用原来的史料文本，不用二手资料。每一个作者都很努力地研读中文文本，都认识到明朝的东西就是明朝的东西，清朝的东西就是清朝的东西，这样子才能够有新的创见，也才能更正文学史中的一些错误。所以，我以为这是我们比较大的贡献：我们的东西是原本的资料，不是后来人云亦云的东西。这就证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最古的那一章其实是最“现代”的一章。上头已经说过，第一章（即最古的一章）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Martin Kern教授。因为几乎每个月中国大陆都有新的出土资料，所以每一次出土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文学史上的问题。所以他的那一章，虽是最古代，其实最摩登，因为原始资料都是最近才发掘的。
事实上，每一位撰写这部文学史的作者都发现了既有文学史中的一些错误观念，因为时间久了，学者们一抄再抄，大家反复抄来抄去，就忘记原来并不是这样子的。在每一个朝代里，我们都发现有类似的例子。
时代周报：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时代常常对一些文学家的评价都会不一样，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孙康宜：这就牵涉到文学接受史的问题。比如说陶渊明在当时根本就不是太重要的魏晋“诗人”，但是后来为什么被后人抬高了？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宋朝的文人（例如苏东坡等人）把他神化了。宋朝人在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他们自己，陶渊明的这种身后的不朽，可能是宋朝人创造的。
元曲曾被明朝人“改写”
时代周报：这本书的编撰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孙康宜：五年吧，现在已经基本上完工了，我们去年就交稿了，但是英文书最累人的地方就是有Index—索引。一年来，我们一直在奋斗挣扎，就是为了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索引。我们聘了一位职业编辑Eleanor Goodman（她是诗人，也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第二册编辑）来为我们做这事。她愿意承担这个编索引的艰苦工作，完全是本着任劳任怨的精神，令我们既感激又感动。
此外，剑桥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对于书中每一个标点，每一个字，每一行都给你发出提问。总之，这个十分繁琐的工作阶段至少需要一年，这就是为什么英文书出得比较慢的原因。你看，通常英文书很少有错字，就是因为他们通过这么严格的阶段来进行编书的。所以我每次写英文书最痛苦的时刻就是最后这个阶段，当然在这艰苦的过程中，也学了不少东西。
时代周报：这部书将在大陆出中文版？
孙康宜：对，我们暂定由北京三联出版。但要真正把每一种都顺利地翻译成中文，看来遥遥无期。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翻译，在美国怎么找适当的人来翻译？但是要找中国大陆的人翻译，也不容易。
时代周报：你认为《剑桥中国文学史》相对别的中国文学史而言，有什么新意？
孙康宜：我们把文学的时代和政治朝代分成不同的方式来说，而不把它们等同，这个已经是比较新的观念了。
比如说，很多人都把五四运动当做现代文学的开始，当然也有人把鸦片战争当做开始，但是我们不是以这种政治分野，而是以文学本身内在运行的段落为标准。 我们之所以把“现代”定为1841年开始，并不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关系，而是以龚自珍、魏源的文学作品所发出的一种“现代性”(modernity) 作为根据。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把有些传统文学史的偏见改正过来。比如说很多历史书、文学史给人一种错误观念，好像宋朝结束以后才有金，然后才有元。其实，这种说法是错的。金、元跟南宋的初年是同样一个时期的，所以在写作的时候要特别标出这一点，而不是把它们机械性地分开。如果把它们勉强分开的话，读者就会误以为它们是不同时代了。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就是有关文学的改写。因为通常人只说，《汉宫秋》、《梧桐雨》写得这么好，是元朝人写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其实这些作品的最后定稿并不是元朝人写的？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这些戏剧版本大都是明朝人“改写”的，至于改写了多少，那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并没有原本。对于这种所谓创新的“改写”(rewriting) 跟作者权的问题，我们就会自然想到：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后来改写的作者贡献多大？版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如何？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都很有意思。而且每一个朝代都有类似的问题。
时代周报：在今天西方学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孙康宜：我觉得现代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文化非常尊敬。我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文学，那时候汉学界就好像比较专门，让人觉得是在研究博物馆里的东西。但是现在中国文化很红了，是全球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无论在美国或是欧洲，学中文的人多的是。2007 年北京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国际大专辩论比赛，耶鲁大学的美国学生就得了世界冠军，他们只学了三年的中文，居然那么会说中文，还会背诵《赤壁赋》等古典的作品，令人钦佩。所以，现在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当然很高了。
时代周报：《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西方会受到重视吗？
孙康宜：会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没有中国文学观念的普通英文读者拿起来就能读，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建议要出两册，出版社很不情愿的原因就是因为两册的确比较难卖。但是要写成一册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要写出粗枝大叶的东西，我们的目的既然是要向西方的读者介绍中国文学是怎样发展的，有关它的特殊性如何等等，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写，不能偷工减料。
我觉得《剑桥中国文学史》会在西方读者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其实在某一程度上，我们是在给西方读者解围。我们请来的这些作者也都是同时接受东西方传统教育的人，所以很自然就会用不同的观点来写，跟中国传统的观点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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