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张爱玲
岭南与复旦合办的《中国文学六十年》会议上，不断有人提到张爱玲。远在法兰克福，书展的筹委，为了认真介绍今年的主宾中国，想探讨中文文学的丰富与多元性，广邀评论家、作者、汉学家与翻译家开研讨会，说当代文学，还是有人提到张爱玲。
平时对当代小说不大卖账的顾彬，说1949年以后的小说，不如“五四”一代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事后我忽然想起：不知他说的张爱玲，是否限于1949年以前的张爱玲？作家的行程住往难被文学史的地图收编。1949年以后鲁迅已不在了。1949年以后沈从文的书写，最近有
4月9、10日两天香港大学文学院举办了Eileen Chang : Romancing Two Cultures的会议，跟之前的张爱玲会议有不同的地方。比方这是首个以英语进行的会议，与会者又以外来学者为多。虽然张爱玲当年入学注册读的是中文系，但这次由文学院举办，倒未见中文系论文。仿佛超出过去文史的中文系范围。见微知著，由此也见出张爱玲的特色、张爱玲研究的另一方向，值得想想。
张爱玲的评论，最早是傅雷苦口婆心的长文，一直到1949年，零星的评论，或惊讶于天才的出现，或忧虑作品接触幅度不够宽广；下焉者则变成私生活的谣传诬蔑、政治口号的攻击。第二时期则是上世纪60年代夏志清把张著写入现代中国小说史，译文发表于台湾《文学杂志》，同期张著在香港发表，刘以鬯《酒徒》中亦肯定她作品价值。影响所及，张迷水晶和陈炳良以新批评和心理分析评析张氏短篇，而唐文标则矛盾地既迷恋故纸堆搜寻旧稿，又用进步姿势以旧马思想批判她 “一步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第三时期大概可说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文评论界大量输入各种理论、开始消化应用在文本的评析也有一段时间了。对张爱玲的评论逐渐增加了不同的角度，从新批评、心理分析、旧马克思评论之外，也找到其他方法。讨论仍以早期短篇为主，但已不限于此。具体文字结集或可见于中国时报举办会议后杨泽编的《阅读张爱玲》与岭南大学会议后的《再读张爱玲》。
1988年香港电影节办的张爱玲电影专题及出版的专书，也开启了其后讨论张爱玲与媒体的方向。
最近张爱玲一些英文原稿的出土(包括《色，戒》原作”Spyring” 与两本英文小说原稿) ，《小团圆》的出版，以及日渐增多的张爱玲英译，令我感到好似进入又一个张爱玲研究的新阶段了。在这方面来说，港大的会议可说报了先声。
说会议以英语进行，当然并非说英文比中文时髦，或是高级！而是说：张爱玲作为双语作者、作为一个不同的作者，受到注意、充分讨论。
会议中我特别欣赏的文章，来自张一位英译者Karen Kingsbury，她原来预算发表的论文，名为Englishing Eileen Chang。怎样把张爱玲变成英文，是她自己和别人都做过的尝试，其中有什么困难，不同文化的读者又如何接受呢？这都是我乐意知道的。她后来却改了题目，也是同样有意思的讨论。讲的是《谈女人》这散文。本来这篇散文没有什么特别，也不容易谈。可是她竟然找到张爱玲文中提到那本英文小册子《猫》，把原文与张爱玲的引用次序和翻译对照讨论，看到张爱玲加了什么又减了什么，可写出一篇有趣味又有新意的论文来了！
散文本来就不容易谈，但港大比较文学系的
但若从语言角度看，当然还是张爱玲与英语的关系多彩多姿。多伦多大学的Jessica Li讨论短篇小说《等》(1944) 及其英译”Little Finger Up” (1961) 就带出翻译、重写等各种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原来的选集没有说明情楚，这篇英译是否出自张氏手笔还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在我看来，翻译、改写、重写都是第二个创作生命的特色。不再能自持天才，受挫于恋爱与婚姻、枯弱了生命力、失意于新的时势，飘泊天涯，笔耕为生。脱下华美的彩袍，写作既是实用而刻苦的，写作也是在孤独中自省自剖的对意义的追问。
作者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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