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两制”崖口样本 坚守中的最后一个人民公社

2009-07-17 22:54:18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每当他站在大堤上看着那片向大海要回的土地,就会无比踏实。”在崖口调研三年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正汉说,他终于弄清崖口村支书陆汉满的内心,“土地就是村里穷人安身立命的资本。”崖口声名远播,是因为村里至今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独树一帜地生活在珠三角繁喧的市场经济里。它偏安一隅,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且表现不俗。崖口村的福祉从哪里来?来自“太公剩落”的丰饶土地,来自执掌35年村务的老支书陆汉满,来自他们至今坚持的以集体力量对抗残酷市场竞争的公社道路,还是自由选择的权利?

崖口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东南部,从中山向南不过20分钟车程就到。这个海边村庄位于水陆交通要道。在它的东面,是宽阔的珠江口伶仃洋,台风将起时,晴空万里,可看到一水之隔的香港大屿山岛。南面37公里处是珠海特区。村内逸仙路和岐湾公路纵贯南北,交通便捷。

从地图上看,崖口村背靠云梯山,面朝广阔的伶仃洋。山海间36平方公里上,生活着3000多名村民。

祠堂门口的工分表

在崖口遇到的人几乎都姓谭,除了年轻人,多数不会讲普通话。

翻开村志,介绍崖口村四大姓,谭、杨、陆、肖。南宋始建村,邻居翠亨村是伟人孙中山的故乡。民国元年,孙曾携夫人从澳门登陆崖口并做演讲。

村志在第一页撰写崖口基本情况:一村两制。

所谓一村两制,崖口仍为人民公社制度,同时按照市场经济实行自由择业。

这是崖口独辟蹊径。不同于中国其他乡村之处。

1981年来,崖口坚持“集体生产,按劳分配”。内部仍然保留大队,之下再分13个生产队。村里统一组织农耕生产、记工分,最后分配粮食。

村里余庆祠堂门口的工分表,记录着每个参加集体劳动的农民一年的“收入”工分—从7000多分到15000分不等。

村民谭中祥就在村里参加集体劳动,上午秧插完,开始打扑克。以前的他在外务工,“打工不好找,在东莞搬沙很辛苦,月薪1000元。现经济危机,工厂破产。年初就报名参加村里劳动。”每天,他像上班“打卡”一样,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竹工牌挂到工作内容一栏,就去出工。时间由自己来定,以完成任务为评分标准。“年终,每个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公社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一半收购。生产队再把粮款和工分挂钩折算进行分配。按近两年的行情,估摸一个工分一块钱。”

谭中祥50岁左右,他说在村里干农活的都是年纪偏大的人,或没读过书的人。“年轻人肯定出去打工,当农民会觉得没面子。”

“如果今年想参加集体劳动,年初就去报到,便于生产队统计人数,安排农耕。”村里法律顾问谭顺宁说。

崖口有1000多劳动力不参加集体劳作—认为做生意、外出打工更能致富,你大可自由选择。这是崖口公社不同于华西村、南街村的本质:自由选择。这意味着外部市场经济对大队内部的公社制度构成直接竞争。如果你能在市场经济中赚到丰厚的报酬,你就会离开大队,如果你毫无在市场上生存的技能,只有一把力气,那就要依靠大队劳作生活。

下地挣工分的村民

村民谭兆良家是两层小楼,院里一树繁花伸出墙外。家门口砌个小神龛,上书门口土地福神,摆三个小酒杯,再贡一炉香。这是个典型的崖口家庭,生活水平属中上:三代同堂、电器一应俱全、还有小轿车。 

走在村里,骑车的农民“铃铃铃”从身边穿过,刚从地里插秧回来,头发淋成一条一条。裤脚沾满黄泥。

崖口的稻田,黄绿交错。偶尔有黑白燕子倏的从田间飞起飞落,静得能听到飞的声音。昨夜下过大雨,筷子长的稻苗被打歪,泡在泥水里。

空旷的田野上,弯腰劳作的30多岁的阿谭很显眼,别人都回家吃饭了,她刚给酒店洗完碗赶来。水珠从脸颊旁滑落,阿谭说是汗。

她说着勉强的国语,“如果不是一点书没有读过,我就出去打工,农活这么辛苦,谁想干啊。” 她说,家里有5个人要供养,丈夫在外打工。村里集体农田耕作,一年劳作6个月,能挣到相当4000元的工分。她今天把这亩地的秧苗补齐,能挣100工分。工分最终值多少钱,要到秋收才知。若是收成好,就有好价钱。收成不好,就是管饱肚皮。村里集体劳动完,她就去给酒店洗碗拖地。

她熟练地扶秧,插下,说她是崖口村外嫁来的,尚不属崖口村籍,本来无权参加大队劳动,分享秋收的粮食。她去找村支书陆汉满,“你看我找不到工,如果再不种田,怎么活?”尽管很多人反对让“外人”种田分粮,陆汉满还是给了她机会。

“让这些最弱势的人,最无助的人,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是崖口走人民公社道路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也是陆汉满推行村庄公社的根本原因。

80岁的谭兆良,亲眼见证崖口30年来沧海桑田的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搞改革,村里人说,分田到户,孤儿寡母种不了田怎么办,天灾收成不好怎么办?大家还是愿意团结成集体对抗风险,就选择走公社的道路。

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每年端午过后的那一天,是崖口举行飘色巡游的日子。“比过年还热闹”。这是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孩子化装成各路神仙,装上车轮被推着走,五彩缤纷的金龙张牙舞爪。各地游客都来看热闹。“巡游后,村里大摆宴席,宴请全体村民。之后就开始夏收了。”

崖口幼儿园园长王燕充当导游和翻译,带记者到处参观。民居内有个婆婆在“敲金银”,那是祭神或清明悼念故人烧的纸。中间一敲,两边翘起,对边一卷,叠成元宝状。“每年要在清明前把一年祭神和悼亡人的用量都敲完。”

一路上,哗哗的麻将声从村内小商店里传出来,不绝于耳。

王燕带记者来到崖口养老院,这里有10个老人,103岁的程婆婆年龄最大。她双目失明,半身瘫痪3年,蜷缩在床上,从90多岁就由村里供养,能享受中国大多数农民享受不到的多重福利:免费养老院照顾(包括吃、住、看护、医疗、丧葬);每月35斤口粮;农村社保养老金—这是崖口用出租土地所得为全村人所买;崖口土地的股份收益—去年最大一笔人均分得14万元。

“崖口有6个这样的百岁老人,最长寿命112岁,人称长寿村。这和我们从不引进有污染的工业有关。空气清新,玉桂山上的逸仙水库水质也极佳。”王燕说着,突然闻到烤鱼的香味。开晚饭了,烤鲢鱼,土豆红烧肉。四川宜宾来的厨师羡慕老人,“珠三角农村很富,才有这样的福利。”

崖口给每个村民都买了农村社保养老金。另外,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青年,每月免费供应35公斤的谷粮。这一切,都是陆汉满的成绩。村民已习惯,犯不着再热烈称赞他。但问到如果没有“满叔”,众口一词:崖口不会有今天。

天时地利人和

陆汉满也要面对令人尴尬的现实,单纯的集体经营农业,效率极其低下。谭中祥说,如果不是下雨,就能看到很多农民在田间地头打扑克。这是集体经济时期磨洋工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的制度弊端再写照。

“崖口农业亏本,可是滩涂租赁收入可补贴农业的亏本,”谭顺宁算了一笔村里的收支账,“现村里有2万亩滩涂,每年出租收入1000多万,补贴农业600万,其他用于支出福利和修桥整路。村民每月也可分得5亩地的出租收入。”

谭顺宁说这些收入来自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你看到珠江入海口,就会相信这是事实:咸淡水混杂的生态适合各种淡水鱼和咸水鱼的生长,营养丰富的海滩,长满红树林,是鹤、鹳的天堂。

珠江经横门口在此汇入伶仃洋,裹挟着大量泥沙顺流而下,海岸线不断淤长,久而久之,滩涂向前推进,后方产生大片新的陆地。它似海非海、似陆非陆,是蚝和虾茁壮成长的摇篮。每天海水挟着淡水两涨两落,涨潮时,海水混合着珠江的淡水通过闸门涌入宽阔的养殖场,带来了虾苗和丰富的营养。虾苗在平静的养殖场安家落户,直至长大成虾需要产卵,才随退潮的海水游向大海。这时,养虾人只需要在海水中放一张网,一只只成熟的虾就尽入网中。

 陆汉满当然知道海滩的价值,这些海水养殖场将在20年后变成陆地上的淡水养殖场,100年后完全变成肥沃的耕地。这是他一生的荣耀—带领全村3000多人,从最初的肩挑背扛,筑堤围海造田—30年后的今天,向大海要出两个新白云机场那么大的土地。

谭顺宁形象地解释围垦,“所有的滩涂,都会慢慢变成陆地,人工围海造堤,加速这一过程,海水越来越浅,从鱼能游到鹤能站立,再到能种蓢,最后筑堤。”据说,陆汉满上任村支书对上级提的条件就是,“能让崖口围垦海滩”。

争回滩涂的“主权”

崖口大规模的围垦滩涂、兴建养殖场,改变村里的地理面貌。用崖口人自己的话,那是为了争回“主权”。未围之前,滩涂的归属尚有争议,谁都想拿走一块。围了之后,滩涂成了陆地,崖口人心中才踏实。这时大可理直气壮地说,崖口开发出来的土地,当然世代归崖口人所有。

因此,围垦滩涂不仅是争得“主权”,还是为子孙后代谋福利的事。这一点,所有崖口人都一致,并为争取滩涂付出巨大努力。

在围垦过程中,崖口同上级政府和邻近地区就沿海滩涂的权益之争一直连续不断,大争议就发生过四次。

其中一次,发生在1989年—1992年。崖口同相邻的珠海上栅乡在海滩分界线上发生争执,不仅是崖口与上栅之争,连中山市和珠海市也卷入争议。官司一直打到广东省边界调处办公室。

为打赢这场官司,陆汉满深谋远虑,借助老朋友时任珠海市市委副书记黄静的力量。黄静最后说,当年我在南蓢工作,崖口的干部常带我去那片海滩捞蚝。不要和别人争了,那就是崖口的。

就这样争议平息,边界划定。崖口大获全胜。

当然,不是每次都会胜利,也会受到忽悠,敢怒不敢言。但陆汉满的威望,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中树立起来。他带领全村抱团作战,把一片又一片的土地尽收囊中。

“两手最白”的陆汉满

陆汉满今年69岁了,村里的老人和孩子,都叫他“满叔”。每年365天的早上8点,满叔骑着一辆28式旧自行车准时出现在村支部办公室。“除了到中山市开人代会,天天如此,没离开过崖口。”谭兆良说。

陆汉满在18度的气温里脚夹着双人字拖。再稍热一点,就完全赤脚。手上鼓起很多坚硬的皱褶。面前放着要用两只手才能拿动的《崖口资料汇编》,四个角都起毛,看来经常翻阅。

如果你问他多大年纪,他会说“我的个人情况就不用介绍了。”沉默时不怒自威,需要时间才能接近。

满叔生平最同情弱者。

“你贫穷,他就想办法帮助你,如果你富了,就不再主动理你。    

“村里养老院里那么多老人要养,路灯要修,每年保洁费就50万元。大家都相信满叔,跟着他走。因为他两脚最黑(陆汉满喜欢赤脚),两手最白。”谭兆良说。

村里大队干部基本工资都一样,每月1200元,另加10%的津贴。陆汉满一直不拿10%的津贴,每月除了1200元,再无任何收入。这一点崖口尽人皆知。

陆汉满的支书职位是由崖口村的全体党员无记名投票选出,他的中山市人大代表资格也是由崖口村民选举产生。2000年支部换届,陆汉满60岁已超龄。南蓢镇考虑到崖口的特殊情况和他在崖口的特殊地位,建议留任。当时参加投票66名党员,陆汉满60票再一次高票当选。

崖口邻村泮沙村老支书姓许,也当过很多年支书,工作成绩不俗。他说,“陆汉满一身正气,又一直搞集体,大家都知道他一心为公。有一次选中山人大代表,他想推掉,我说,你不当,谁也不敢当。”

“大字报事件”

陆汉满做崖口村支书35年,经历过多少风雨自己最清楚。

2001年,崖口七个自然村里的祠堂外,同时贴上相同内容的“大字报”。接着,部分村民拿着一封请愿书和17个村民签名的“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名单。要求崖口村支部公布20来年的财务状况。

“上访者的目的是要搞倒陆汉满,瓦解公社制度,好卖地分财。”谭顺宁回忆这一事件说。

陆汉满立即意识到,矛头在对准他。他随即向镇政府汇报,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争取崖口广大村民的支持。为此,他发表《告崖口海内外乡亲、崖口村民书》《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土地?》,向村民解释事件经过,并对公告中提出的问题作出正面回应。

南蓢镇政府立即组织18人工作组进驻崖口。审计组对崖口近20年的财务收支进行全面审计;调研组到村民家中听取意见。一个多月的审计后,没发现任何经济问题,干部们是清白的。

调研组也访问了750户村民家庭,有87%的人赞成走共同致富的道路,能为能力弱的人提供帮助。

从那之后,陆汉满开始改革:加大村民的福利投入;兴修公共运动场;配齐路灯;引入新的财务制度……党支部楼外宣传栏,贴满“每月公开会计报表”。如20091月,各项收入和支出详细列出,其中“收入合计926126.00,支出合计103677.83”。

崖口的明天

陆汉满信奉的都是常识,“社稷,社指土地,稷指粮食,只要有这两样,什么都不怕。”

他深知“守土有责”,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轻易卖出土地,尽管这土地是诱人的馅饼。在给全村的《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土地?》的信中,有7条朴素的道理:

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土地永远是崖口人的,卖了只分一代人,后代会骂我们吃掉他们生存的资本;卖土地分到钱,各人都来争,从此村无宁日……最终,他力挽狂澜,“700年前,崖口人就生活于此,这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只要你愿耕种,就不愁没收获。只有守住这块土地,后辈才能用之不竭。”出租土地带来的收益,且不失一寸土地,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他已经69岁。从上任走着看围垦的土地,到骑自行车,再到要开丰田吉普。崖口村土地扩张的面积越来越大,远大于周遭的邻村。

曹正汉问过陆汉满,将来怎么走?陆汉满仍有忧虑,他说,崖口的未来只能由下一代人自己决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积累一些资源,保护好生存的环境,让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有些优势。他担心的是,这20多年来,其他村民早已习惯市场经济,适应了竞争。但崖口社员一直是依靠集体生活,不用自己冒险。一旦要把他们放到市场中去找饭吃,他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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