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支持率民意调查 官方回应寥寥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09-07-17 22:43:54
  • 在传统的政治理念里,评价官员的执政得失是一个切实存在却讳莫如深的话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国内的地方官们要学会面对来自民间的民意调查结果了。

    3月中旬,零点调查公司例行发布了第六次“中国市长公众支持度实验性调查”的结果报告。透过薄薄的四页纸,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和西安等国内7大城市的市长“民意得分”一目了然。

    “您了解市长施政计划吗?”

    时隔半年,戴凤才还清楚地记得,“那户人家住得特别偏远”。那天,她一大早就起床,换了三班公交车,辗转找到了零点公司指定访问对象所在的小区。

    戴凤才是北京博杰睿管理咨询公司的一名一线采访员。去年9月,她接了零点调查公司指派的任务,入户访问一些看似与百姓生活无关的问题,“您是否知道本市市长的名字?”、“您是否了解市长的施政计划?”

    20089月中旬开始,来自7个大城市的1533名常住居民在自己的家里接受了同样的访问。他们被要求从施政计划、实际政绩、个人形象、为政清廉和对市民的关心程度5个方面,评价自己城市里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的答案经过督导杨涛的审核后,最终被报送到零点公司项目经理姜健的手里,这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将负责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并撰写中国市长支持率情况的调查报告。

    参与调查的市民都是“随机”抽取的。调查者严格遵循着抽样设计的既定程序,“居委会总体—样本居委会—样本户—个人”,逐次把他们从所在的城市里遴选出来。

    “整个调查大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姜健说。为了完成这次调查,公司支付了超过20万元的费用。

    报告得出的数据显示,广州市长张广宁的支持率最高,支持率超过了七成五。在张广宁之后,从高到低依次是上海、沈阳、成都、西安、北京和武汉的市长们。排名最低的武汉市长支持率只有27.6%

    这份来自民间的“民意报告”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报告撰写者姜健留意到,“武汉市的论坛里骂声一片”。

    “关注政治内容类民意调查的出现,是我国迈向民主社会过程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高度评价了本次调查的意义。他认为,此举可以“为政府决策和公众判断提供很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2002年,在董事长袁岳的推动下,零点公司就开始了关注市、县长公众支持率的实验性调查。近两年,调查对象进一步“升格”,开始邀请市民和农民评价省长们的工作得失。社会学博士出身的袁岳凭着自己专业知识和敏锐嗅觉,觉得“应该做一些公共服务和社会群体文化的研究”。

    2004年,零点公司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自己的调查结果。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项目负责人都承认,这个话题有些敏感。但直到今天,公司仍然不愿意公开省长支持率的具体数据。在袁岳公开演讲的ppt里,只是用“A省”、“B省”的字样代替。

    调查开始的前两年,受访市民同样对这个有些敏感的新生事物非常警惕。零点指标公司业务总监张慧回忆说,“他们会不停地问,调查是哪个机构让做的,他们的资料会不会被交给公安局之类的问题”。

    6年过去了,参与最近一次调查的采访员戴凤才已经有了不同的感受,她说,“采访对象还是比较配合的”。

    “冠军”市长张广宁的回应

    319日,被评价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最先做出了正面回应。作为本次排名的“新科状元”,这位市长6年来第二次站在了榜首。

    “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张广宁说,“动力在于市民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接下来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更好地回报市民。压力在于市民也给予了很高的期待,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为建设全省‘首善之区’而努力工作。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广州发展得更好,把人民生活搞得更好!”

    “可惜我们没有收到来自得分较低的城市政府的回应”,零点指标信息咨询公司公关经理张贤说。对她和同事们来说,这是个不小的遗憾。

    2003SARS肆虐,广州市市长的支持率暴跌至47.6%。那一年,武汉、成都等城市市长支持率也普遍创下新低,7城市市长的总体支持率也跌到了最低水平。

    “偶发事件、市长在任期内对于某些问题处理的突出政绩或者工作不力都会影响市民对市长的评价”,姜健评价说。

    当地媒体分析说,张广宁市长近年来在火车站春运应急指挥上获得了不错的印象加分。加上建经济适用房和政府限价房、治理河涌等一系列“善政”,张广宁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支持。自此之后,广州市市长支持率表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由最初的47.6%上升至75.5%

    纵向比较了历年的调查结果后,调查报告还得出了“中国市长支持率总体较高”的结论。其中京沪两地市长表现更为突出,市长支持率7年来基本在60%以上。政务公开带来的积极效应也在本次报告中被着重提及。报告撰写者姜健说,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采取了信息公开机制建设阳光型政府,通过市长信箱、市长电话等方式接受市民监督,这成为了解并认同现任市长表现的重要加分因素。

    报告中也承认,“当然在这些支持者中不乏对市长一无所知的市民”。“单纯从数据上看,国内的市长支持率肯定比国外高得多”,零点指标公司业务总监张慧说。她同时承认,这种支持率也有“虚高”的成分,“很多市民并不了解他们的市长,可能会出于脸谱化的认知习惯,或者处于戒备的心理,选择了说好话。”

    有些细节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姜健提供的原始数据里,7个城市市长的“知名度”有着天壤之别。上海和广州的市长认知率都超过了80%,北京仅有46.4%能正确回答出正市长的全名;排名最低的武汉,只有21.3%的市民能准确说出市长和副市长的名字。

    报告尝试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市长在任期内通过向社会公开政务信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行政透明化举措,及对城市发展的行政政绩,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将会自然得到市民的拥戴与支持”。

    干部选拔的新风向标?

    民意调查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2006年,中央组织部出台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专门增加了“民意调查”环节。值得注意的是,这在以往的干部选任工作中并非一个必要程序。

    根据规定,来自基层、未参加民主测评的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民意调查参加人员的主要人选。此外,“根据需要也可以增加来自基层的其他人员”。评价意见栏除了满意、比较满意和不满意外,还专门设了“不了解”一栏,以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民意。新政策希望实现“选谁不选谁,民意作依据”的目标。

    “做民意调查的关键是要保持中立,行政部门自行组织的民调在公信力上必然会打折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说。在他的眼中,处于利益链外的专业公司来做民意调查,可以真正实现“第三方公正性”。

    这样的调查报告,对于正在“自下而上”发展着的行政首长直选也有着莫大的意义。调查报告中有个数据耐人寻味,“近六成市民愿意参加投票选举市长”。报告中特意提到了深圳可能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的改革规划。20085月,深圳市公布了改革纲要,提出要在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候选人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讲演、答辩。

    姜健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他看来,由于体制的不同,目前市民支持率对于市长的任命和仕途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力,但这毕竟是民意的真实反映,也在客观上表明市民对于市长的期望与所在。一旦允许自主选举市长,市民较高的参与意愿将释放为参政的行动力。

     “或许我们可以展望明星政治家时代的到来”,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教授说。在他看来,一个真正优秀的、有人气的市长更容易提高政治稳定性和吸引力,施政策略也更容易获得支持。

    而在董事长袁岳看来,民意测验在中国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他认为行业发展已经超过了学术研究阶段,而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是政治类民意调查的关键。现在逐渐推广的行政问责制,官员对谁负责,评价的结果又是怎样的?这就需要民意调查的参与。

    袁岳坚信,一部盖洛普60多年的民意调查史,记录着美国社会的世纪沧桑。美国盖洛普公司是袁岳致力追求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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