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中国崛起 戴高乐为中法破冰

45年前，在戴高乐主导下，法国首先与新中国建交。45年后，中法关系尽管有些不和谐的音符，却不失友好。戴高乐当年非凡的眼光与战略性的考量并不只是在为中法创造一个特殊的关系，这一破天荒的决定还引导着日后中法的进一步合作。在目前中法之间出现了小插曲时，戴高乐45年前的决定也许可以带来启发。

“当中国苏醒时，全世界都会为之震动。”人们常把这句不恰当的陈词当作是拿破仑说的，但是他可能从来没说过这句话。然而1965年9月9日戴高乐在一个新闻记者会上的确说过：“一个有重大影响力的事实正在发生并且重新塑造着世界的面貌，那就是中国深刻的变革，使中国占有了领导世界的位置。”

一个大胆的决定

在法国宣布与中国建交的几天后，美国《时代》周刊一篇评论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整个20世纪，法国仿佛一步步地走向死亡。然而上个星期，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法国因此再次震动了世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为了再次崛起成为世界的强权，戴高乐不顾美国的反对，承认了北京共产党政权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整个决定将严重地破坏美国的亚洲政策。”

从上世纪60年代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戴高乐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有远见的，而且也展现出他能够认清历史的根本趋势，不为眼前缤纷扰攘的短暂事件所惑。

他非凡的眼光与战略性的考量并不只是在为中法创造一个特殊的关系，这一破天荒的决定还将引导日后中法的进一步合作。在面对目前中法之间出现的小插曲时，戴高乐当年的这项决定必然可以给人们带来启发。

虽然在毛泽东于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年，瑞典、丹麦和瑞士都承认了新中国，但是在1949年时，只有苏联以及一些东欧国家立即承认了新中国的政权。法国是西方主要国家中首先建立了与中国互派大使的正式外交关系。

20世纪60年代中国不仅遭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对内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1962年末，毛泽东写了一首题为“冬云”的七言律诗，诗名暗示了即将到来威胁着中国的一场危机。这位昔日领导万里长征的领袖在诗中借用比喻，大胆地指出了外国的敌对势力：“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身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他很有可能退缩，然而戴高乐于1964年1月31日在爱丽舍宫坚定地展示了他的决心。在新闻记者会上他向在场的几百位记者阐述他决定与中国建交的原因。在法国，戴高乐享有很高的声望，敬爱他的人们尊称他为“伟大的查理”。他有着非凡的演说技巧，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在写回忆录之前他已出版了6本书。他的身材高大伟岸，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场记者会不只是在阐述他对中国的看法，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有如戏剧般的戴高乐式的演出。当时的美国《时代》周刊生动地记录了这历史性的一刻：“成千张高背的金色座椅紧挨着连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上千个记者、外交官、政府官员迫不及待，紧张地坐在那里。下午3点的钟声敲响后，红色的帘幕揭开，戴高乐巨大的身躯庄严地缓缓走向讲台。”

然而，这戏剧性的一幕不该掩盖了戴高乐演讲的丰富内容。他的理由主要是基于两个重大的原则，这也是戴高乐主义中的两大特点，那就是人们必须采取一种长远的眼光，正视思考长久不变的现实，以超越那些过渡性的事件与相对短暂的现象。

戴高乐首先指出了中国在人口以及地理上的两个现实：“伟大的中国人拥有地球上最多的人口，居住在辽阔的土地上。这片陆地从西亚延伸到广大的太平洋海岸；从严寒的西伯利亚延伸至热带地区的印度与东南亚，紧密相连却没有同一性。”戴高乐了解到中国的分量，这是一个不辩自明的事实，因此他决定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合作。他了解到，不论是亚洲甚至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与建设性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一个长治久安的解决之道。

接着戴高乐介绍他对中国的核心思考：“中国不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在根本上是一个文明，一个独特而深厚的文明。”

当然，早期法国与中国的建交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有着地缘政治的动机，通过与中国建交，法国向美国与苏联传达出一个信息：法国要采取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法国也意识到中国想在国际社会上扮演一个独立而重要的角色。

1964年2月7日戴高乐的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的背后是一幅名为“窥视者”的画，这幅画出自18世纪法国著名的画家华托之手，他的画以中国风见长。这个封面巧妙地说明了戴高乐的中国政策。

接下来一期的《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感谢你们把法国外交部长的照片登在了上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这将使得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人想把这杂志给撕了、烧了、踩在脚底下，法国怎胆敢放弃台湾而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权？”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中法建交在当时引起的强烈反应。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相反的态度，根据报道，当周恩来得知中法建交的消息时他正在非洲访问，他高兴地向在场的法国驻苏丹大使大声地用法文问好，并说自己多年前曾在巴黎读书学习。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戴高乐与中国建交的决定归之于只是出于政治的考量，那就误解了戴高乐主义的基本精神。当他提到中国是一个文明时，他超越了地缘政治的算计，而是考虑到一个更基本的现实，他除了希望法国政府与另一个外国政府进行合作，更重要的是，他希望与一个长久存在的中国文明合作。

马尔罗：为中法牵红线

有意思的是，联结戴高乐与亚洲的最出色的使者，或是说对戴高乐获取中国的信息最有影响力的人，不是一个外交官或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大作家马尔罗。10年来他一直是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马尔罗代表了一类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评论家也亲身参与了20世纪的重大事件。他身上既有百科全书式的学究气质，又有旅行家对世界纷繁多样的丰富经历。年轻时他便只身到柬埔寨探险，他终生保持了对亚洲大陆的好奇与关注。

对戴高乐而言，马尔罗不只是他政府中的一个官员，在戴高乐的回忆录中他写道：“这个才华横溢的朋友，对于历史人物的非凡的命运充满了热情与好奇。”马尔罗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接触中国，戴高乐则是将文化视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使得双方的观点相得益彰，更加得到巩固。

1965年戴高乐要求马尔罗作为他个人的特使访问中国。马尔罗代表戴高乐在北京与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还有周恩来、毛泽东举行了会谈。

在戴高乐如戏剧一般的新闻记者会上，他不断地提到历史，他夸张地宣称“中国政体比历史还要古老”。出于一种对中国的真实了解与同情，戴高乐提醒他的听众们过去百年来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痛苦艰难，以及中国人在感情上受到的来自西方野心暴力统治的屈辱。中国的首要目标在于巩固主权和维护国家的统一。

最后戴高乐提出中国和法国之间存在着一种他称之为“亲近性”的关系作为演讲的结语。事实上，中法两国的知识分子几个世纪以来出于了解彼此的好奇，一直互相吸引着。尽管中法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差异，有意思的是中法同样地赋予了文化一个特殊而崇高的地位。

虽然过去45年来世界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戴高乐的想法还是很有启发性。他的远见和坚定的行动将中法关系带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上。今天，这一关系应该朝向更强大的中欧合作关系发展。

身处于今日受到各种威胁的失序世界，法国与中国的建设性力量对于世界是非常有助益的，然而如果这两股力量相乘，不论是对联合国或是金融市场，甚至对人类科学的发展与学术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无论是法国还是欧洲也包括了中国的领导人，都应该重新反思戴高乐当年与中国建交的这个决定，这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活跃文明，鼓励中国成为21世纪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建筑师。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国际关系专家,汉学家。2002年创办“中欧文苑”和“中欧论坛”，旨在促进中欧之间的互相了解，并开展文化、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全方位的交流。“中欧论坛”每年定期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举办,至今已先后在西班牙、爱尔兰、瑞典、保加利亚、葡萄牙和乌克兰成功举办了7届。第8届“中欧论坛”将于2009年4月28日至29日在中国滨海城市天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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