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军庭审玄机 大摩内控危情
漫天的雨丝不停地飘落，香港维多利亚港旋即陷入到一片雾霭之中。
5月26日上午9点半，杜军准时出现在香港湾仔区域法院10楼的33号法庭，这位头发灰白、体态稍嫌富态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下称大摩）前董事总经理，从5月4日开始，已连续出庭了17天。
原为大摩中国区固定收益部主管的杜军，涉嫌利用内幕消息，在2007年2月15日至4月30日期间，分9次购入中信资源股份有限公司（01205.HK，下称中信资源）股份，最终获利3000多万港元。香港证监会于当年5月接获举报介入调查，随后将案件转交香港律政司，对杜军提起公诉。
自2008年6月以来，香港证监会以内幕交易罪成功起诉7人，其中有3人被判监禁，还有1名被告被判缓刑。杜军由于职位和涉案金额之高，而备受外界瞩目。
庭审两周有余，然而玄机重重—包括两位大摩董事总经理在法庭上突然“失忆”，前后的作证不一致，法庭内外发生了诸多怪事。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杜军案的审理，较为完整地呈现了香港内幕交易案的稽查与问责机制。该案的审理将不仅仅是当事人是否有罪的审理，也是对监管机构的调查程序是否适当，大摩的内控系统是否存在重大失误的检验。
在5月4日开庭当日，杜军当场否认了香港律政司对其涉嫌内幕交易案的十项控罪。5月27日，时代周报再次拨通杜军的香港手机，已转到留言台。而大摩中国区新闻发言人则在电话中称，对于杜军庭审一事“不予置评”。
内幕交易
5月25日的香港，淫雨霏霏。中环交易广场第三座30楼大摩香港公司一片平静，并无异样。“杜军案庭审结果出来之前，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的”，大摩香港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拥有10多年投行经历的杜军或许并没想到，他可能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告别金融生涯—2008年7月10日，杜由北京飞回香港，在香港机场被警方扣留，当晚被收押于香港北角监狱，并于翌日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当时，法庭裁定杜军以现金50万港元保释外出，但须交出所有旅游证件、不得离开香港。“外面对我的指控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我会利用法律途径捍卫自己的利益，还我清白。”杜军2008年7月17日曾对媒体如是表示。
杜军是北京人，本科就读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后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2001年加入大摩之前，他曾就职于香港美林证券。在此次东窗事发前，杜军名片上的头衔为“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
一位大摩的内部人士称，杜军实际上相当于中国区固定收益部主管，负责向机构客户销售固定收益类产品，直接向大摩亚太区销售与交易部联席主管刘嘉凌汇报。
作为杜军的前任上司，刘嘉凌也于2007年末的一次自上而下的人事变动中，离开了大摩。导火索便是大摩当年投资次贷产品造成巨额损失，联席总裁左伊·克鲁斯（Zoe Cruz）宣布退休，大摩在亚洲固定收益团队的一些人员也因此离开，刘便是其中之一。
香港证监会提供给时代周报的资料称，杜军在大摩任职时，因是顾问团队的一员，提供中信资源控股顾问服务，而获得相关信息。杜军被指控在2007年2月15日至2007年4月30日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在掌握中信资源内幕消息的情况下，先后9次以约8600万港元（1110万美元）分批购入总共2670万股中信资源股份。一旦杜军的罪名成立，则将面临最高7年的徒刑。
香港律政司在庭上对杜军提出总共10项刑事指控—包括9项内幕交易控罪和一项唆使他人进行内幕交易的控罪。被唆使者为杜军妻子李馨，但后者未被控犯任何罪行。控方在庭上大量引用了电子邮件和黑莓（Blackberry）记录—不仅显示杜军何时阅读并回复信件，还标明他对每一封电邮向下滚屏的幅度。
“被大摩解聘之后，杜军就回到了北京找律师，往返于京港两地，准备与大摩打官司。”接近杜军的一位投行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据其介绍，大摩的董事总经理都持有自己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被开除的员工则无法获得这部分股票。各人股票数量不同，杜军获得的股票价值以千万港元计。
早前被冻结资产的杜军，2008年12月底曾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解除资产禁止令。由于金融海啸的冲击，杜的身家由2007年11月的1.28亿港元，缩水为一年后的5200万港元，缺钱打官司。法官最终拒绝撤销禁制令，但衡量杜军的经济状况后，批准其动用其中1000万港元，但要杜承诺这笔钱只能用在官司上。
庭审玄机
杜军案的开庭引起香港媒体极大兴趣，然而庭审至今的报道，几乎一边倒地只是引用控方的检控报告。庭审种种怪现象背后真相何在？
控方代表香港律政司的主控官，是郭莎乐资深大律师（Charlotte Draycott)。郭2008年获资深大律师资格，拥有香港律政司、警署商业犯罪调查科及香港证监会等强大后盾—天时、地利和人和皆备。
代表当事人杜军的辩方是金力生资深大律师（Alexander King)所率领的团队，金2005年获得资深大律师资格，当年也做过创维集团前董事长黄宏生的辩护律师。
时代周报记者在庭审现场注意到，杜军一贯的深色西装白衬衣，习惯性地系着领带，表情严肃，并不太紧张。他的妻子李馨一直全程陪同在身边。在开庭前的准备时间，双方的资深大律师还互聊家常，似乎并未把开庭当一回事。
“内幕交易尤其需要证据充足。”香港的一位司法界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大众所熟知的要想使嫌疑人定罪的原则对任何案件都适用，既必须三证确立，既人证、物证和旁证俱全才可定罪。
从5月4日庭审一开始，控方的主控官看似成竹在胸—经两年的调查，控方应掌握了大量证据。“但经过几天的审讯，法庭内外发生了种种怪事，不得不令人深思。”上述香港司法界人士说。
首先，作为证人的大摩的两位董事总经理在庭上集体“失忆”。控方资深大律师郭莎乐询问大摩投行部中国区主管张欣，在发完2月15日的邮件后是否和杜军再作任何形式的探讨时，张回答“不记得”。而郭询问张是否此后跟别的同事就此中国油田事宜跟进过，张亦回答也不记得。
让人扼腕的是主控官并不放弃对有利于自己答案的追寻。在5月7日和5月8日对大摩全球资本市场部董事总经理Vinay Jayaram的质询中，一些相同的问题再次被提出—主控官首先询问Vinay，对另外一个油田的收购对发债的评级将会有何影响？Vinay回答可能是负面也可能是正面，完全取决于收购的性质，对发展此资产各阶段的现金需求。
张欣和Vinay的作证惊人相似的背后，是主控官的极度失望，原来可能认为十拿九稳却发生了变故—作为此案最重要的两位证人要不在法庭上“失忆”，要不就绝口否认和当事人杜军就此中国油田收购进行过各种形式的交流。
“他们可能说的是实情，”一位香港的业内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称，除非控方还掌握什么进一步的材料，否则就成了有罪直到证明你清白（guilty until prove you are innocent)，需要当事人证明自己无罪，这和香港所实行的英国海洋法系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开庭至今，控方并未拿到多少有分量的事实来证明当事人杜军有罪。所以，控方会千方百计从证人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上述业内人士对记者坦言。
内控危情
在杜军涉嫌内幕交易案中，大摩的内控问题再次引发外界忧虑，亦是此次庭上聆讯的另一大焦点。
根据Vinay的说法，他于2006年年中和刘嘉凌交谈，刘推荐了杜军并指示他就原油保值和中信集团建立联系。Vinay承认这对大摩是一段崭新的客户关系，因此需要杜军帮忙，为此他在和杜交流之前就已得到刘嘉凌的批准把当事人带过防火墙。
无论张欣和Vinay都承认，把二级市场的雇员带过防火墙需要履行适当的手续，包括通知防火墙的经理并征得防火墙经理的同意，当事人应该接到书面的批准或收到法律合规部的备忘录，现在还不得而知大摩的相关人士是否履行了相关的规定。
“大摩的内控系统在此案中是存在失误的，但有多严重还不得而知。”香港的一位投行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大摩近年来向香港的老百姓销售了数十亿类似于雷曼迷你债券的“精明债券”，并使上万的香港老百姓颗粒无归；至今年年初发生在大摩的轰动一时的“房地产行贿门”来讲，大摩的法律合规部发生重大失职的可能性相当高。
杜军自2007年2月就开始大手交易中信资源股票，至4月30日最后一次交易，时间跨度已长达两个半月，但大摩的举报时间为当年5月，与交易时间存在明显时滞。对于杜的举动，部分业内人士也表示费解。一位香港金融界人士表示，由于通过投行内部交易股票，不仅有瓜田李下之嫌，而且手续复杂，除需要申报，持货也有锁定期，因此不少员工索性不通过内部系统交易。
大摩近年屡屡暴露内部监控问题。除杜军涉嫌内幕交易案，2008年底，大摩另一高管、前房地产基金中国部主管董事总经理Garth Peterson因涉嫌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案》，被迫离职，目前正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
今年5月13日，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大摩处以140万英镑（合210万美元）的罚款—由于大摩对其信贷衍生品部门控制不力，使得一位交易员在6个月内对头寸定价明显过高。
杜军用实名在大摩开户，买卖中信资源的股票，其行为如何被大摩发现，有说法是他的行为最终被公司内部的检测系统察觉，但有知情人士透露说，“很可能为公司内部职员主动举报” 。
此外，一位接近大摩的知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年杜军案的曝光可能和大摩的内部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2007年不仅是大摩业务最动荡的一年，也是人事变化最动荡的一年，不少公司高管被迫离职。“不少在大摩纽约和伦敦工作几十年以上的高管，在上班路上就接到通知不必来办公室上班，不少人连收拾自己私人物品的机会都不给。”
6月5日，持续25个工作日的庭审将全部结束。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即使免于刑事处罚，杜军重回香港金融界的机会已几近为零。维多利亚港上空的阴霾终会散去，“787/2008”的案件编号将成为杜军终生的印记—他是否甘心只是大摩的一个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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