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一场民族主义的飨宴

2019-08-16 14:43:23

来源: 时代在线

一本畅销书正在诞生。《中国不高兴》以其醒目的书名，内容的“强悍”，成为书市的新宠当是意料中事。十多年前，同样的书商，近似的主创人员曾经创下过《中国可以说不》的惊人发行量。十多年来，世界局势、中国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迁，可是不变的是那种一百多年来因备受外族欺凌而滋生的自尊心态和强国之梦，这本无可厚非，可是过度的自尊往往也使人们观察的视角受到局限。我们关注这本书，其实正是因为这本“速成”书籍所蕴含的值得警惕的社会思潮。

北京西南角的一家快餐店里，宋强起身买来了两杯豆浆，权作他和记者两人的早餐。此时是早上十点，原本是他开始睡觉的时间。

最近的几天里，这位电视台编剧一直在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其中不乏《亚洲周刊》、《时代》，还有英国《经济学家》等国际知名媒体。所有的人都在询问一本叫做《中国不高兴》的新书，而宋强正是这本书的五位主创之一。

新书直率的书名《中国不高兴》显然契合了中国当下某种涌动的社会思潮，这是这本书引起不少外媒关注的重要原因。书的副标题更为具体—“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书的封面正中立着一道红杠，传达出某种决绝的气氛。

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和“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作者们宣称，要进行中国现实批判，中国要做一流国家，要同西方“有条件地决裂”；要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

宋强自嘲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大场面。12年前，他和朋友们合作的《中国可以说不》也遇到了同样的追捧。

一本《儒林外史》式的书

采访中，宋强屡屡强调这是一本“《儒林外史》式的书”。他解释说，“在这本书之前，国内知识分子一直在做着消解的工作。消解得多了，我们有必要把这种错误的势头扳过来，提醒国人，告诉人们对与错的价值所在。”

宋强的一批老朋友加入了新书的写作班子，包括军事评论员宋晓军、学者黄纪苏、王小东以及资深媒体人刘仰。除了新加入的刘仰，“这批人大多数已经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去年10月3日，一拨人住进了北京郊区的一处农家乐。宋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这三天，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干，就是讨论、神侃，上午侃、下午侃，中午连午休都没有。”

这样的“神仙会”终究在三天后落幕。做过七年图书编辑的宋强则留了下来，跟出版社的编辑们一起整理了全部的讨论录音。这些文字资料几经增删，结集出版。

“神仙会”的组织者是出版策划人张小波，宋强当年的合作者张小波。初在农家乐讨论的时候，主持人张小波屡屡摇头，感慨说：“这事儿，真让人不高兴。”感慨的次数多了，他一拍脑门：“有那么多让人不高兴的事情，这本书就叫《中国不高兴》！”

谈起组织创作新书的动机，张小波回答得干脆利落：“如果没有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也许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了。”在他的眼里，2008年是一个“神鬼莫测”的年代，需要用一本书作为“民意的映射器”，真实地表达出大众的意愿和观感。

宋强将这种民意归纳为“内政愤懑”，也就是国家的“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

这一年本是中国人“应该很高兴”的好时光：超越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功举办奥运会让国人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国人实现第一次太空行走；就连本是天灾的汶川地震，民众“守望相助”的义举也感动了世界。

然而，中国人并不高兴。从火炬传递受阻到毒奶粉事件，中国不高兴了，开始不爽，继而压抑，再而忿懑。

去年9月，国内曝光的毒奶粉事件让宋强感觉“吃惊和绝望”。他和王小东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两人都觉得，这个事情毁坏了国家的未来。王小东更是在书中写道，“这件事充分反映出阶段的精英腐败，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带来巨大的问题。”

在张小波看来，《中国可以说不》只是几个小人物的即兴之作。他在新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中这样反思，“无论从其文本的粗鄙、某些暴力性的征象以及似是而非的结论中，此书都会给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误读有了一个可以自我原宥的借口。”

“现在回想起来，那本书还是过于感性了一些”，宋强这样评价那本《中国可以说不》。他尤其不满意的是书稿最后的“外交”部分，可以用“糙”字来形容。

对于《中国不高兴》，出版方显然抱有更大的期望，在发给各媒体的宣传稿中，他们这样评价自己的新产品：“《中国不高兴》除对中西方关系的实质演变进行嵌入式分析外，还对国内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现实予以鞭辟入里的观察，书中除提出要正视所谓‘本土愤懑’情绪可能会影响社会健康发展外，同时还对我们社会充斥的‘浑浑噩噩’的缺乏大目标的塑造与对伟大愿景的言说与思考进行了强烈批评。”批判之强烈自然不在话下，可是不是“鞭辟入里”的观察，那就另当别论了。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并不讳言本书“缺乏论证”的缺陷。“这是一本类似心证的作品。”宋强说。他甚至引用了王小波的那句“我批评过的人都是可疑的”。这一点，同样可以在书中关于王小波的段落中找到例证。虽然王小东在书中坦承“王小波的小说和散文我读不下去，从这个角度说，我对他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仅凭“读到过的他的几封信，还有一两篇骂中国人的文章”，王小东仍然毫不含糊地把王小波封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如此看来，想要区分《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这两本书存在重大差异，也并非易事。

“与那些专家相比，我缺乏足够的学养和知识训练，更多的是一种老文学青年的态度。”宋强说。

民族主义近年的演变

在出版策划人张小波的眼里，老朋友王小东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这顶帽子是西方媒体和学术机构硬塞给我们的，不承认也没有用”，王小东显然已经习惯了这个称呼。这样的称呼被不断叫响，最后“用不着辩解了”。

当记者问及“民族主义”的含义时，王小东引用了《中国可以说不》作者房宁的定义，“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间的爱国主义，这样是为了区别于官方宣传的爱国主义。”

新书尖锐的言辞让西方开始担忧其背后兴起的民族主义力量。3月20日的《时代》周刊忧心忡忡，“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

英国《经济学家》19日的文章里提到，“中国的崛起在国内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左派卷土重来。在国际上中国领导人至今还保持着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方针。但国际上有G2，即中美两大国掌握着世界经济命运的说法，这也让一些中国学者和评论家一直在鼓吹中国利用这次危机推动中国战略影响。”

“奥运会把很多潜层的东西表面化了。”张小波说。

他们觉得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关系面临彻底摊牌的局面。摊牌让中国人首先意识到，西方在中国经济大步跃进、国力迅速提升趋势下，对中国的遏制越来越明显了。

《中国可以说不》盛行的时候，向西方国家“说不”尚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由于1995－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加上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中国威胁论”开始在海外甚嚣尘上。“银河号”事件、钓鱼岛事件的发生，更是让周边环境风声鹤唳。

“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明显感受到了更加强烈的外部刺激。”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联说。

随后的一系列外交摩擦让民族主义的冲动日趋高涨。1999年，南联盟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之后的西北大学辱华事件、奥运火炬传递受阻，更是让宋强们相信，“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越来越具体化和明目张胆”。

他们给出的药方是，“外交恃强，持剑经商，敢于直面西方，肃清心灵迷障；内修公正，外争族权，建立战略目标，塑造伟大国家”。

落在了维护国家利益上。当国家利益碰撞在一起时，怎么办？西藏问题、南海问题、到非洲寻求资源问题，都是大国在切实利益上的碰撞，无法回避。

“中国与西方有条件地决裂”章节本来不在那次讨论的内容之列。“话题有些窄了。”王小东说。

后来在张小波的坚持下，由宋强补充完成。宋强说，“有条件地决裂更像是国家外交工作的一个选项，一种准备。”为此，要推动“惩罚外交”，不惜“实质性降低”中法关系。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联对此表示了质疑，“作为交锋的双方，某种思潮的代表性难免被夸大。”他并不认为国内出现了民族主义抬头的新迹象。

他说，最近发生的事件更应该是一系列突发的局部性个案，对国家间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也很难从中看出必然的因果联系。随着国际活动的日益频繁，产生矛盾的概率会更高，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决裂和回到冷战时代。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改革开放进程伴生的两极分化、腐败等问题，让社会产生了质疑和不满的情绪，极左思潮开始趁机抬头。新阶段的极端民族主义利用了这种情绪，结合了极左和排外的思潮后，其危害性不容低估。

王联认为，举办奥运会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西方或周边国家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在他们的眼中，这是一个崛起的标志。民族主义者也以此事件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把阻挠奥运会的行为视为西方对中国的遏制。

“我现在越来越悲观了，这种极左思潮的重新泛滥，很容易重蹈伊朗霍梅尼时期的覆辙。”胡星斗很忧心。在他看来，“极端民族主义”的确可以在当前获得一些喝彩，但很容易把这个国家引入歧途。这种打着“大国意识”等旗帜的思潮，可能会把改革推向反民主、反法制的道路。

“民族主义者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假想敌的思路，是与全球化的大趋势相悖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锁劳说。

不同的意见，一致的质疑

《中国不高兴》作者们一贯的攻击性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并发扬光大，开始“指名道姓”地批评起国内诸多精英人物。高官如龙永图、林毅夫、樊纲，学界泰斗如钱钟书、王蒙、厉以宁，当红新人如宋鸿兵、马立诚、袁岳等人，皆在批评之列。

“我们在这本书里反对精英”，王小东说。在他看来，中国三十年来的进步，“与其说是精英领导下的成功，不如说是打工仔、打工妹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反对精英有两层含义，如果精英表现得更好一些，中国可以发展得更好；中国正在迅速壮大，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精英层理应担负起更大的职责。

套用书中的新词汇，这些精英多少都有些“文艺腔”。王小东对此的解释为，“一是为有问题的思维方式，二是把文化、软实力等放到了过高的位置上”。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这样形容“文艺腔”导致的危害：国民心理受到了“精神撕裂”，使一个大国理应秉持的多项核心价值受到威胁甚至动摇。

“精神撕裂”的概念受到了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的质疑：国家价值更应该是一种中间价值和次级价值；如果承认国家的主体是公民，那就不应该有核心的说法。只有在由某种机构组成国家实体的情况下，领袖才是国家的核心。这种强调“核心”存在的概念实质上是“领袖崇拜”的文革思维。现在社会日趋多元化了，他们就认为“精神撕裂”了。

反对“文艺腔”、反对软实力，与强调国家的强大、反围堵是相通的，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延续。张闳为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要实现国家的强大和“反围堵”，比的是肌肉和力量，而文化恰恰是柔弱的，经不得打。

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专家们大多表现出了一致的质疑。他们认为，《中国不高兴》有借用民族主义名义进行商业包装的嫌疑。“我想，这更多的是出于商业角度的考虑吧。”王联说。

学者袁伟时的评价则更为直接，“对这些家伙最好不要理他，炒热了最多是帮他们多卖几本书。”

在新锐批评家和专栏作家王晓渔的眼里，《中国不高兴》比《中国可以说不》更具话语暴力，“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

《中国不高兴》式大批判

关于余世存：最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炮制出的下流文字，就这样在兴而未艾的国民性讨伐中借尸还魂，“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这就是邪恶的愤懑主义对中国民族品质和民族现实的最终诊断。

——宋强

关于崔卫平：女教授在播火，同时，她在丧失。她可能也预设到人们会囿于大义而羞于说出这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我们的灵魂解放之路同时变成了自我丧失之路，在传播新思想扫荡众生的庸碌时，过于精明算计的预设和水涨船高的牟利又为这种庸碌麻木增添新的事实。

——张小波、宋强

关于白岩松：既然是扯淡，宋祖德比白岩松强。宋祖德是明着扯淡，可白岩松明明是扯淡，却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王小东

关于钱钟书：钱钟书的连类比喻一般是没完没了的，一直连到读者都夸“他可太有想象力了”才肯罢休，这跟爱打扮的娘们一天换八套衣服没什么两样。鲁迅的比喻是为了更有效地表达思想、说明问题，而钱则是在表演才艺。一繁一简，反映出境界的高低。

——黄纪苏

钱钟书写了《围城》《管锥编》《谈艺录》，那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般般罢了，就被捧成这样。

——王小东

关于王朔：放在大一些的视野中，像王朔这类文章，其夺目的偏狭、冒烟的歪才，实在是一个民族舍弃大目标、收缩大情怀后进入精神下行期才有的症状。他笔下的世界不是“伪君子”便是“真小人”，除了“丫的”还是“丫的”。

——黄纪苏

关于王小波：无论他的小说和散文如何，我就是认为他是一个臭鸡蛋，因为他的臭味我闻到了。

——王小东

关于龙永图：我们必须要有大国心态，但是我们大国心态绝对不是现在那帮精英，主流媒体说的那种“大国心态”，那是管家心态、管家学术、管家仪容、管家媚态。比如中国入世首席代表龙永图说：美国是党支部书记，我们是争取入党的群众。要是管家的话，最起码还是入了党的，而说我们是争取入党的群众，那不是连管家都不如吗？

——王小东

张闳：国家价值应是一种中间价值

在众多对《中国不高兴》持批评意见的学者中，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化批评所教授张闳的意见颇具代表性。

时代周报：在《中国不高兴》一书中，王小东等人指责新儒家“感化论”、“拯救世界说”是白日梦呓。这种指责的根据是什么？

张闳：新儒家旨在推动传统文化适应和融合到现代化潮流的发展潮流。“感化论”和“拯救世界说”显然不是新儒家主义最主要的核心。依照牟宗三提出的“三统”思路，即道统、学统和政统，就是要吸收现代科技知识和先进的政治民主思想进来，补充和完善传统的儒家思想。

新儒家主张接纳西方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民主等思路，是一种很理性的表述。书中对新儒家主张的指责，要么是由于作者不懂，要么是对此取向感到不舒服。后者恰恰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或狭隘民族主义者缺乏开放性的表现。

时代周报：《中国不高兴》的作者认为，奉行“失败主义”的王小波神话是当代最丑陋的文化蛊惑。

张闳：失败主义是艺术家的一种个人表述方式。卡夫卡就是一个“失败主义”的作家。用失败的经验作为反思的手段，试图重新回归到对自己内心的关注。这是因为，与失败的经验相比，成功和胜利更容易蒙蔽心灵，丧失对后者的灵敏感知。

作者的指责可能是故意把国家利益层面的成功与个人表述方式混淆了。这本是两个不沾边的东西，也是作者既不懂文艺、又没有人格的表现。如果王小波还活着，他们是肯定不敢骂的。

时代周报：书中反复提到，国民心理受到了“精神撕裂”，使一个大国理应秉持的多项核心价值受到威胁甚至动摇。你对此怎样看待？

张闳：国家本身是没有核心价值的。国家价值更应该是一种中间价值和次级价值；如果承认国家的主体是公民，那就不应该有核心价值的说法。只有在由某种组织机构组成国家实体的情况下，领袖才是核心，其价值也是核心价值。这种强调“核心”存在的概念实质上是“领袖崇拜”的极端思维。现在社会多元化了，他们就认为“精神断裂”了。

时代周报：书中提倡，当代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需要“去文艺腔”，不惟此，我们就无法准确指称政治及经济现实，无法实现大目标。

张闳：依照王小东的意思，文艺腔主要是指把文化和软实力放到过高的位置上。反对“文艺腔”、反对软实力，与强调国家的强大、反围堵是相通的。这种论调的主旨，还是要推动所谓的“伟大国家”，突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国家的强大、反围堵比的是肌肉和力量，文化恰恰是柔弱的和需要保护的，经不得打。

这种拿政治和经济价值评判文化的论调，显然是拾学者何新的牙慧。何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把这一套讲得更加清楚和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