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含情看剑
萧逸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有五位武侠小说作家可称“一流”：“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古龙、我。”判断的标准是稿酬：“薄薄的两万字左右的一本书，稿费一般是800或600，能拿到2000块新台币以上，就算是最高的酬劳，只有我们五个人。”
如今，五位中的四位已撒手人寰，“仗剑”前行的路上，独余萧逸自己。
忆及往事，他无限感慨：“物以类聚，我们五个人彼此之间常常来往。一个作家自己经营猎场，有枪支供给我们，大家一起上山打兔子，风花雪月……我结婚时古龙是伴郎，两个人年纪相若，道相似，同是年少成名，意气风发，都狂得很，好像老天爷老大我们就是老二……”
那是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港台、东南亚各地的华文报纸，副刊多半是武侠小说连载。对新武侠作者的追捧，在台湾出版界更构成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有名有姓的写手多达四五百家。此一江湖盛事，持续了二十余年，才渐渐式微。
回首间，江湖已远，73岁的萧逸却始终未忘情于武侠。50年前的入行是无心插柳，他的试笔之作《铁雁霜翎》意外风行，“一出版就被香港的电影公司买下版权，拍成上下两集电影，于是身价暴涨，欲罢不能，没想到这一写就成了终身职业”。他写了32年武侠小说，一辈子没有上过一天班，从未改行。1976年他举家移居美国，仍旧是凭借一支笔，靠着中文写作将三个儿子抚养成人，“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同辈人纷纷歇笔，萧逸却在年过四旬的时候，才迎来了创作的真正高峰。
迄今为止，这位通俗文学大家共出版了中、长篇武侠小说55部，晚期作品《甘十九妹》、《饮马流花河》、《马鸣风萧萧》、《无忧公主》等尤为著名。1986年萧逸作品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发行，几经再版，然而近十年来他的书在市面上几乎绝迹。2009年萧逸武侠系列在重庆出版社重新推出，除了整理旧作，萧逸说：“回去再写新作品，抛砖引玉。”若仍以江湖作比，他是一生没有退隐的游侠，忍性与耐性都是最高段位的。
“不写武侠，我可能一事无成”
萧逸相信命理之说，“我与武侠，是几世修来的夙缘。” 12岁前的种种经历，仿佛已埋下了此后创作之路的线索。
1936年，萧逸出生于北平。那时候父亲萧之楚已是国民党第26军军长。随后抗日战争爆发，一家人随军南迁，萧之楚身经百战，从军长一直做到总司令。
萧逸从小锦衣玉食，却又命途多舛，疾病不断，“能够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他是早产儿，“我母亲怀我7个月就生了，要不是生在北京协和医院，有当时德国最现代的医疗设备，恐怕就活不成。我在保育箱里过了两个月，直到周岁，头都直不起来。”
五岁住在重庆，“父亲在宜昌当警备司令，替重庆政府看大门，母亲很年轻，一群官太太经常凑在一起打牌，也没时间管我们。家里有一个学屋楼，请了两个
九岁搬到南京，他又一次卧病休学半年。“小学四年级，家对面空地上搭了一个违章建筑，里面住着几户穷困家庭。有个孩子名叫二槐，跟我差不多大，喜欢斗蟋蟀，我每天跟他去抓，于是成了朋友。每天早上十点，他要背一个大箱子到南京冰棒厂，然后到新街口那边沿街叫卖。我为了帮他，整个暑假也跟他一块儿，卖了一夏天冰棒，家里吃晚饭的时候都找不到我。后来大概是中了暑，病得很严重。”
病中的萧逸，读了很多小说，其中就有还珠楼主、郑证因、朱贞木、王度庐的武侠小说。“我从小爱幻想，同情心又特别重，潜意识里就有这种侠义的思想。”但这还不是萧逸最早的武侠启蒙，“我父亲的一个卫士，过去是说山东快书的，我们兄弟一放学回来就围住他，他有全套的说书工具，讲七侠五义给我们听，把我们都听迷了。”
小学五六年级时，萧逸已经显现出自己文艺方面广泛的趣味：“《约翰·克里斯多夫》、《茶花女》、苏联翻译小说，我都看遍了。还有社会言情小说，张恨水、刘云若全部都看过。”他说自己“情感开发得早”，主要得益于传统戏曲，从小家中就常有马连良、尚小云等京剧名伶出入，堂会上京戏、蹦蹦戏、大鼓说书都看得很多。耳濡目染，使他小小年龄就对人情百态有一种敏感。
可是，父亲对他们兄弟的期望，是投身科学。“父亲那代人脑子里一直有个概念：中国科学落后。我们也很有志向做一个科学家。无奈我的性情，对数理化就是不喜欢。”
1949年全家人到台湾，萧逸进了建国中学，白崇禧的公子白先勇与他同班。父亲萧之楚这时已辞官在家，一身伤病，卧床不起。转眼大专联考，萧逸为从父愿，填报了可授理工学士学位的海军军官学校。没想到才念了一年，他父亲就溘然长逝。“父亲病故后，我仔细思考自己的未来。第一是家庭现况早不如前，父亲一病九年，光住院和医药费用，就几乎把所有积蓄花干净，古玩字画不知道卖了多少；第二自己的专长和志趣，实在与所念专业不合，与其勉强毕业当个海军军官，不如回来。”
在大学的第二年，萧逸休学回家，本打算改考文学系，又被阴差阳错分到中原理工大学，学化工。就在从海军军官学校到中原理工大学之间的空档，萧逸写了自己的第一篇武侠小说《铁雁霜翎》。本是“好玩儿一样”的心态，没想到“引起轰动”，突然间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稿约不断，稿酬又极丰厚，少年心气的萧逸一发而不可收。除了出版社签下单行本，最多时有17家报纸同时连载他的小说，“我只写三篇，分发到全球各地，新马、南洋的华文报纸都涵盖在里面。”他还签下台湾三家电视台的剧本编剧工作，事业如日当中。“我从23岁到29岁结婚前的7年时间，家庭主要负担，抚养弟妹，全是我这一支笔。”
几十年后萧逸慨叹：“想来想去，世界上三千六百行，我干哪一行可能都不行，唯有当个武侠小说作家，刚好顺应了我不受任何人管束、也不想管束任何人的天性。”
“早期作品，没有文学价值”
1976年，萧逸举家移居美国。那时候，萧之楚一脉家族大多已在国外定居，萧逸的大哥萧则人南加州大学毕业，在美国当牙科医生，母亲也早被接至美国养老。
“我心想既然写小说，只要有一支笔，在哪里都能写，实际上不是这样。我那时在台湾正红，到了美国，一开始为安家，工作不能立即接续，很快的，所有报纸、媒体的约稿几乎都断了。买了房子以后，马上两手空空，就靠给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和香港的《新晚报》做特派通讯记者，每天一个专栏，写了三年专栏。”
巨大的家庭开销，使萧逸平生第一次想到转行。没想到峰回路转，机遇又自己找上了门。
“台湾刚刚开禁，《中国时报》连载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竞争对手《联合报》连载古龙，形成一种‘论剑’的局面。古龙灯红酒绿，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文思也枯竭了，没办法写，于是他们就想到我，跨海来找。这时我就在《联合报》上写了《西风冷画屏》。没想到这篇小说一上市，在文坛上引起了相当的震撼，被评论者认为是用新文学的笔法诠释了旧的小说。接下来，《中国时报》又连载我写的《饮马流花河》。各报一起哄，拴住我，又是近十年。”
在金庸封笔、古龙创作力衰退、“武林”后继乏人的情况下，身在美国的萧逸于四十不惑年纪“逐渐理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那时候台湾武侠小说界的主流是模仿古龙，讲求“突破”原有的叙事结构、故事形态，萧逸却似乎不以为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甘十九妹》和《马鸣风萧萧》开始，我便有种觉悟，想将写作路线趋向有关人性的描写，阐释入性中种种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赞成时下所说的突破，我觉得人性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只要作者能够观察深刻、阐释精细、照顾到别人忽略的层面，那你便随时都在突破。”
谈及自己早期那些也相当卖座的作品，萧逸说再看会脸红：“那时只不过满脑子幻想，内容情节丰富，却表现得很幼稚，完全没有头绪。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热闹有余，但是没有什么文学价值。”
相比之下，与他同龄的古龙，似乎要“早慧”得多。
萧逸与古龙一度交好，“初一年级，我们是同学，但不同班，见了面彼此会打招呼，并不算熟。直到我们写作成名，两个人正好在同一家出版社，老板别出心裁想请我们合写一部小说，于是做东请我们吃饭，没想到一碰头，我们俩都惊呼：‘原来你就是古龙！’‘原来你就是萧逸！’很戏剧性（两人用的都是笔名）。一下子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好下去？两个人生活的形态差别太大。他是从小就在外面流浪，十几岁就离开家，江湖闯荡；我呢，始终在家受严格教养，父亲对我们很严，晚上不可能彻夜不归，没有这种例子。我父亲九年病床，天天耳提面命：一定要看重身体，只有失去健康，才知道健康的可贵。我汲取父亲早逝的教训，生活非常自律，一辈子没抽过一根烟，不酗酒，不赌博。古龙习惯夜里写小说，而我从来没有为写稿熬过一夜。”萧逸说：“一个人生活的形态注定了他的寿命。”同样，也注定了他作品的气质。
“女人更像侠客”
有两句话，萧逸常挂在嘴边：“武是尚武的精神，侠是伟大的同情。”他认为离开了悲天悯人的侠士精神，就没有必要写武侠小说了。
“一个侠士，注定是一个悲剧的存在。不幸的时代，侠的产生才有价值，他永远是跟穷苦大众站在一起，不受权势的支配，结局可以想象。一个侠士的死，你可以说像耶稣上十字架一样，就是为了救赎，求仁得仁，死而无憾。侠士最大的悲哀是平凡度过一生，‘绮罗堆里埋神剑，萧鼓声中老客星’，英雄无用武之地。”
中国的“侠”，与日本的“武士道”有根本不同，“武士也讲义，讲效忠，但是只效忠他的主子‘天皇’，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中国的侠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做什么事情都本着良知，思考对不对。侠是我们独有的高标的人道。”
“如果有一天没有了武侠小说，那才是我们文化的悲哀。”萧逸曾经这样半开玩笑。他认为：“真正好的武侠小说，所传达的思想都是中国伦理道德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中华民族立国的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战国讲士大夫，士就像一个车子，儒、侠是它的两个轮子，出儒入侠。”
从中国古典的四大名著里，萧逸都能读出“侠”的精神，包括《红楼梦》：“尤三姐就是一个侠女，而我觉得《红楼梦》里最值得爱的女人也是尤三姐。”
萧逸确实是偏爱女侠的。在所有武侠小说名家里，他应该是在“女人”身上花笔墨最多的之一，熟悉他的读者也往往感觉，他笔下的女人比男人更精彩。金庸、梁羽生、古龙也塑造过很多著名的女性角色，但她们在书中的作用，更多是为了丰富男主角的情感世界，萧逸却会在女人身上倾注“侠情”。有时候他甚至觉得，“性别上，女人更像侠客”。
“中国第一个有史料记载的侠，就是越女，她的剑技以一当百，出神入化。近代的江湖女侠秋瑾更是我最崇拜的，一个弱女子能够这样舍身革命，被押在绍兴的大堂里，知府让她写下遗言，她竟然写：秋风秋雨愁煞人。为义轻生，视生命如草芥……”
萧逸小说中武功的最高境界是取法自然、天人合一，主人公功力、段位的最后进阶，往往取决于亲近自然时的灵光乍现。他认为“灵性与天趣，更接近侠客的胸怀”，而女人是水做的，生来性灵。“敢爱敢恨，是女人的高标风骨，我爱慕她们的情操，与她们接近，感染她们的灵气，就像写作之余给我充电一样。”
他笑了笑，几分无奈：“我一写小说，跟女主角就谈起恋爱了，魂牵梦萦，心力交瘁。现实中不能越界的情感，都在小说里宣泄出去。”就像他的心水之作《饮马流花河》里，那个最动人的角色“春若水”，永远徘徊在爱情和道德两岸、痛苦而注定得不到解脱，同样也是无奈。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所有爱武侠的人，都为这句话着迷，包括萧逸。无怪乎有人说，武侠是男人的童话。
金庸、梁羽生、古龙也塑造过很多著名的女性角色，但她们在书中的作用，更多是为了丰富男主角的情感世界，萧逸却会在女人身上倾注“侠情”。有时候他甚至觉得，“性别上，女人更像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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