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意识形态偏见应对游说现象

在消失了相当长时日后，“游说”终于正式出现在中国媒体的版面上。没错，就是那个曾被作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特有现象被批判的“游说”，现在活跃在中国特色的“两会”会场之外。被媒体作为典型报道的，有致力于反对乙肝及其他传染病歧视的NGO组织“益仁平”、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以信力建为代表的民办教育企业家和房地产商们。被游说的对象，既包括人大也包括政协，但因为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属性，使其更受游说者的重视。

对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游说，近两年呈加剧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两会”话事权提升的表现。如果只是一块纯粹的“橡皮图章”，没有人愿意在它们身上浪费太大精力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大和政协的作用没有进一步提升的必要。在我国，目前应以对各中央部委的游说为主，因为他们掌握着更多与利益相关的权力。而反观美国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最常见的则是以影响立法为目的的“院外游说”。虽然不甚恰当，但如果对比一下美国的“院外游说”，我们仍不妨称这些游说者为“利益集团”—无论他们的诉求，代表的是所谓“公众利益”，还是当下语境中具贬义的“部门利益”。

游说据说是民主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如果所谓的“民主”—人民的统治，在非城邦化的国度，必然要选择间接民主的形式来进行统治的话，那么，对那些被选民投票选举上来的议员或代表进行或明或暗的游说，应是难于避免的政治现实。过去，我们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时，“院外游说”曾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例证，用以说明那种被少数利益集团所绑架的制度之弊。现在，相关的评论则似乎有将之理想化的趋势，如秋风在《民主离不开游说》中称，“与商业竞争不同的是，立法机构受这样的院外政治影响而达成的立法或政策，不是一群人得到全部而其他人一无所获，而经常是各个群体、各种不同立场的妥协折中。”

将游说妖魔化，和过度美化，在我看来都偏离了事实。游说当然是民主社会投票之外，公众表达利益诉求、施加政治影响的一种方式，并非民主虚伪的代名词。但不宜因此走入另一个极端，对利益集团游说的弊病视而不见。对于游说的效果，我更愿意相信美国学者麦克斯·J·斯基德摩和马歇尔·卡特·特里普在《美国政府简介》一书中的描述：“从具体情况来看，美国大多数现有的组织—它们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多数—都关注促进权势的少数派的需求，尤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利益。那些积极从事于影响立法的人中，更多的一部分人来自于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如果让我引申，我愿说，游说的利弊比例，在不同的文化与制度环境中应该是不同的。

眼下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游说作为一种现象，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必不可免的话，那我们该如何规范它，让它尽可能展现利好、避免恶果？当有一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游说的利益集团结成腐败同盟，共同侵蚀公共利益的案件发生，请你不要诧异，它事实上已经在发生。在游说的过程中，代表、委员是否可以接受吃请、礼物乃至其他各种变相贿赂？答案无疑应是否定的。即便在监督制衡机制相对健全的美国，也曾不免游说腐败的困扰，并对相关问题做了立法，更何况转型期的中国？尤为特别的是，中国的代表、委员均为兼职，他们本身即有鲜明的职业利益存在，更易与特定利益集团达成合谋，或以代表、委员之兼职为自己本职的特定利益服务。

对游说，不易做过度意识形态解读，否则容易陷入过度批判或赞美的陷阱。从技术层面出发，因应与规范游说现象，尤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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