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东西文明自古南辕北辙

2019-08-18 13:51:33

来源: 时代在线

四年来，陈方正埋首于《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的写作，这部厚重的著作因“李约瑟问题”而起，重点则是科学史，刚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余英时先生在近万字的长序中说：“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实异；两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16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

穿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庭院，进入陈方正先生的办公室，迎面是江兆申的书法，里间则挂有黄胄的驴子。书架上，中英文的科学与人文著作杂陈，一眼可见他与吴清源、杨振宁等人的合影。

远在上世纪50年代，陈方正在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时，已经常和余英时论道下棋，学成之后，他作了与时风不合的选择，并不留在美国，毅然回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几十年来，陈方正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自由漫步，既从事物理学的教研，又长期担任行政工作，推动《二十一世纪》杂志，热衷人文思想的讨论。

1980年，时任中文大学秘书长的陈方正与杨振宁相识，并结成了长久的友谊。陈方正回忆，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无疑刺激了他选择攻读物理学。他笑道：“我认识的很多人聪明才智其实都相差不远，但杨振宁的确是天才，头脑不是我们所能够相比的。物理学博大精深，和我同辈的许多人钻进去一辈子，运气好，可以有不错的发现，运气不好，就如入宝山空手回，至于说得上开拓新境界的，则绝无仅有。”就在访谈的前一天，陈方正与杨振宁共进午餐，杨讲了朱自清的大儿子朱迈先的故事：朱迈先和杨振宁当年是住在清华园的朋友，极为聪明，意志坚强，组织了一个救国读书会，杨振宁也参加，跟着他转。后来朱迈先不见了，1973年杨振宁回国，问起他的情况，却无人知道；两年后，有人告诉杨振宁，朱迈先参加共产党，在广西叛变被处决。最近杨振宁才又得知，朱迈先平反了：原来他加入共产党是秘密的，抗战胜利后投国民党，从事间谍工作，当地的共产党不知内情，以为他叛变，就把他杀了。陈方正听后劝杨：“你赶快写回忆录吧，这许多故事都要尽快写下来。”

无从比较的中西科学

时代周报：从晚清以来，中国遭遇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连人文学者都在探讨中国的科技落后于西方，因而受到列强欺负的问题，“李约瑟论题”的提出，对中国学者的观点有什么挑战？

陈方正：从1916-1945年大约3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问题是“为何传统中国没有科学”？这是从1916年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开始的，到1945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仍然在问同样的问题。在这期间有许多其他学者写过文章，提出各种不同答案。但李约瑟一来，就把这问题颠覆掉了。他说：你们都错了，中国传统科学丰富得很，好得很，而且比西方更好，可是到文艺复兴时期，却被西方赶过头了，以致到后来，现代科学是在西方而非中国出现。为什么会有这个大逆转呢？那是因为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太巩固，太厉害，它压制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没有被突破；西方的“军事－贵族封建体制”却没有那么坚强，它被突破了，颠覆了，因此资本主义得以在西方兴起，而它的实用精神则成为现代科学出现的关键。换而言之，现代科学的出现是以资本主义出现为前提的，而后者是否能够出现，则取决于东西方封建体制的差异。这就是“李约瑟论题”的核心概念。

至于说中国受列强欺负，那从1840年一直到1945年都是如此，科学不发达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它并非唯一的，还有其他重要原因。

时代周报：难道中国近代的体制很阻碍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吗？

陈方正：“科学”意义很笼统，它是个包罗万有的大口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有“科学”，但是它没有转化为现代科学的可能，所以也无所谓“近代体制的阻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传统中国虽然有各种技术，甚至是很高超的技术，也有对自然的观察、猜测、论述，却没有成套的，以数学来表达、论证的，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

西方科学传统则不一样。第一，它有高度发达的，以严格论证为核心的数学。第二，它还把这样的数学应用到自然现象的研究上去。中国的数学则不讲究论证，也没有和自然现象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讲中国传统科学我们总要提到四大发明，可是那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又会提到天文推算的精细，可是那仅仅是为历法服务的，至于天文现象背后的成因，则不受注意；此外，祖冲之父子计算圆周率的精确自然很令人敬佩，但方法没有传下来，所以没有继续发展。反而最早的《周髀算经》却颇有现代科学精神，它是中国最早也是唯一的数理天文学著作。但很不幸，它的精神后来没有延续下去，这传统就断绝了。这恐怕跟中国人的实用性格有相当密切关系：不实用的东西在传统中国都是不发达的。

时代周报：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针对现在电视上为康熙和乾隆歌功颂德的现象，认为在康熙时期，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这个机会失去了。康熙在用人上对一些科学家并没有重用，在制造仪器时，只把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系统性、理论性不强的弱点，康熙未予以重视。康熙时期的科学政策是中国同欧洲科技发展拉大差距的起点，此后乾隆时期的统治政策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陈方正：徐光启在1607年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它的确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兴趣，由是在此后大约一个世纪，掀起了一阵研习西学之风。可是整体来讲，那说不上是中国的科学革命，因为所谓西学，都是传教士传授的，并非是西方最崭新的学说。况且，明清士大夫也并非对那些东西本身真正感兴趣，他们没有深究、发扬西学，反而是用它来附会我们古代的学术，来证明其优越，也就是复古。这种普遍的心态、风气恐怕不是单凭皇帝的旨意、政策所改变得了的。席泽宗院士还有一个看法我不赞同：他认为古希腊科学不那么重要，对现代科学并没有决定性贡献，这他在好几篇文章里提到；这看法和李约瑟的见解大体是一致的。

至于中国科学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问题，这根本无从回答，因为在近代以前，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情，两者是无可比较的，我这书基本上就是讲这一点。倘若一定要问，我们的科学从什么时候比西方落后了，我只能够说，从孔老夫子和毕达哥拉斯的时代（公元前550年左右）开始，东西方文明就已经南辕北辙，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问谁在科学领域走得更远、更快，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直至近代为止，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各自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譬如一在海滩上，一在山岭间，两者是无从比较的。

科学和文学、哲学、历史一样，是一种文化，必须要有这种文化的熏陶和传承，才能真正发展得好。

留学生开创现代科学传统

时代周报：到了现代，中国的科学研究慢慢跟国际接轨，特别是很多人留学后归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

陈方正：1910年以后有很多留学生从外国回来，他们是直接在西方大学学习科学的，从那时开始中国和西方的科学方才接轨，此后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所以中国现代科学的起点是1910年，而不是17世纪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也不是19世纪的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翻译微积分和许多其他西方数学著作，因为他还是坚持用直排的中文和自创符号，而拒绝使用西方经过长时间发展出来，极其方便的国际通行符号和方程式。所以他的译本也还是不能通行，不能发挥数学的力量。

中国的现代科学传统是像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那一代早期留学生开创的。但中国在解放后高等教育发生了翻江倒海的巨大变化，使得前数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术传统中断，这是非常可惜的。比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前辈来，我不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人，或者更晚辈的人，聪明才智有所不及，然而从成就来说，却显然相差很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学术工作有赖于气氛和传统，倘若没有师友的提携、激发和鼓励，那是很难有大成就的。中国在物理学的当代传统，有很大部分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而激发出来的，而且，众所周知，他们的成就又是和西南联大的培育与激励分不开的。

时代周报：对学科学的人而言，这些故事的激励很重要吗？

陈方正：对，因为榜样对年青人太重要了。我在中学阶段对科学发生兴趣，就跟读科学家传记和科普书籍有很大关系，这应该是大部分科学工作者的共同经验吧。科学有巨大的应用价值，但它还有本身的魅力和意义，那就是以简明的规律解开宇宙万象的奥秘。

中国自解放以来很注重科技，最近还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这都不错，都很重要，但也有弊病，就是太强调科学的实际功用，使得它落入单纯的技术层面。其实，科学也跟文学、哲学、历史一样，是一种文化。要深入和全面地发展科学，就必须培植这种文化，使得一般年青人感受它的熏陶和潜移默化，那样科学才会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意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时代周报：陈之藩先生曾经谈到当代学界忽视了科学和人文的结合，科学是科学，人文是人文，讲起来有点痛心疾首的感觉。

陈方正：这是无可奈何之事，科学发展到现在，的确是太深入专门了。我们只能够唤起大家对科学的兴趣，号召科学家多花时间帮助一般人了解科学，也就是尽量消除史诺(C.P. Snow，英国学者、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所谓“两个文化”之间的隔阂。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科学与人文两者的真正融合，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不但人文学者不可能在专业层面了解科学，反过来也一样。杨振宁是我们《二十一世纪》杂志的编委，他经常参加编委会，而且热烈发言。有一次他忽然问：“我不明白，什么叫文学史？”大家愣住了，因为他没有可能不知道文学史是什么。原来杂志刊登了一篇文学史理论的文章，他觉得很费解，所以本着“不知为不知”的科学精神来问个明白。

在今日，学术上人文和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已经高度发展，各有复杂背景和特殊词语、理论，所以隔行如隔山，互相难以沟通。因此，今日的学者为了专业而钻牛角尖虽是势所必然，无可厚非，但行有余力，自然还应当尽量去扩充学问相通之处，使它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让所有的人分享。

时代周报：事实上，大学者不妨多写写小书给小孩子看，在自己专业的领域里埋首写巨著固然重要，而写写小书，做点普及的工作，也是很需要的。

陈方正：的确如此。我目前这本书重甸甸的，除了搞科学史的朋友，恐怕难以希望有很多读者。所以写些简单的、轻松的，大家都愿意看的小书，也同样是我的心愿。这问题我在10年前讲过。1999年是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在河南安阳开了一个纪念大会。因为我跟饶宗颐、沈建华合作做过建立甲骨文电子数据库的工作，所以得以躬逢其盛。在大会上我从门外汉的角度讲了下面几句话：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和甲骨文一样，都是死文字，可是前两者的通俗入门书籍很多，其中最畅销的在亚马逊书商网络上排名比《战争与和平》和《海明威全集》这些文学作品还高，那么在座的甲骨文专家是否可以多花点时间去写通俗的甲骨文教本，向年轻人宣扬这门学问，引起他们的兴趣，激发他们的热情呢？

事实上，在西方，几乎所有专门的学问都会有通俗作品来为大众作解说。而在中国，这方面还是比较落后，愿意花功夫做这种普及工作的学者很少，在科学领域如此，在人文领域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是急需我们注意的。

“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时代周报：《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的源起是什么？

陈方正：2004年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邀我讲课，前后共作了八讲，讲稿约8万字。三联书店的编辑张艳华也来听课，她劝我把讲稿出版。这样我兴致来了，一下子就写了四年，字数扩充到50多万，幸亏三联支持我，仍然愿意出版。

这本书的核心是批判李约瑟。他说中国的科学向来比西方优胜，只是到文艺复兴时代才给西方赶上和超越，于是尽管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但中国对它也还有绝大贡献。作为一个学物理而且对它的发展有点涉猎的人，我觉得这种说法真是不可思议，因此在1998年写过一篇长文章反驳这个论调。可是，李约瑟做了那么多扎实的考证，又写了那么20多卷的大书来证明中国科技的优胜，因此名满天下，在中国，他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有极大影响力。

所以，要让大家认真来对待这个问题，我就得花力气写这本书。

时代周报：你跟李约瑟本人见过面吗？

陈方正：见过，可是说不上交往。李约瑟在1979年到中文大学来，主讲“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一共三讲，我都去听了，但没有跟他讨论。那时我对科学史还没有发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只是听他演讲之后心里老觉得有点不太对头而已。

1987年我在美国听何丙郁（李约瑟的后辈、合作者）讲中国数学，觉得很困惑，对他的答案也不满意。当时还有一位钱文源出版了用英文写的《巨大的停滞》，他认为中国科学停顿没有发展是从汉朝开始的，我对此说也将信将疑。回到香港以后劳思光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来找我说：“李约瑟的书问题很多，我们应该一道好好地把它整理一下。”那时我仍然没有这个兴趣，对他的这个建议并无反应。

1995年李学勤（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邀请我到海口去开一个国际汉学会议。当时我正在教通识课程，是介绍物理天文学的，觉得对中国的天文学也应当提及，就去读中国最早的天文学论著《周髀算经》。这本书条理很清晰，看完以后我写了一篇考证它结构和形成过程的论文到会议上发表。从那时开始，我对科学史发生兴趣，涉猎渐多，陆陆续续写了几篇东西，慢慢形成一些想法。后来退休了，能够更专心地做这方面的研究，才得以写成这本书。

时代周报：“李约瑟问题”在西方影响有多大？

陈方正：并没有很大影响。西方学者对他的实证研究非常尊重，但对他的思想则普遍持批判态度，而且相当严厉。

我在这里要强调，所谓“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个误解，因为他对中国和西方科学史本来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看法，只不过是以问题的方式引导出这个看法而已，而并不真认为那是需要解答的疑问。所以“李约瑟问题”更应当称为“李约瑟论题”(The Needham thesis)。我这本书的导言和总结都涉及“李约瑟论题”，可是它的主体，也就是从第一到第十二章，都是讲西方科学发展史。

我认为，倘若明白了现代科学到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李约瑟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在国内，科学史著作虽然很不少，可是比较详细和有系统地论述西方科学史整体的著作似乎还未曾出现。所以我希望这也可以成为一本有用的参考书。

时代周报：这样说，其实你是由“李约瑟论题”引发，而写了一本介绍西方科学史的书？

陈方正：是，它的确是李约瑟那个论题引发的，为此我需要解答一个相关的，但更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书的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用“一个传统，两次革命”来概括─这本来也被考虑用作书名。它的意思是：

第一，西方科学从古希腊一直到牛顿，中间虽然有长时期间断，可是它的理论、问题、方法、人物、师承，却仍然都是同一个传统产生出来的。

第二，这个传统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大概在公元前430年西方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革命的后果是出现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那不只是讲几何学，还讲算术、代数，理论相当艰深。它不是一本教科书，而是数学研究成果的汇编，它的精神在于要求精确的证明。这个古代革命和牛顿的现代科学革命同样有划时代意义：前者开创了西方的古代科学传统，后者则结束了这个历时两千多年的老传统，同时开创了现代科学的新传统，所以叫做“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从《几何原本》一直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西方科学有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着重基于数学的理解，而并不追求实用，但中国的传统科学则以实用为目标，这是两者的大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