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万铁路 百年梦圆
他刚用近1个小时完成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却让这位宜昌市资深文史专家大跌眼镜:广场上晨练的市民很少有人知道“铁路坝”这个地名和一条老铁路的渊源。
老简1987年起就多次踏访川汉铁路遗址,对这条著名铁路的历史了如指掌。多年来,他乐此不疲的事情,就是陪人眺望川汉铁路已然远去的背影。
百年前的出川梦
1903年7月,一份奏折匆匆从四川送往北京,摆在了光绪皇帝的案头。这份奏折由四川总督锡良拟就。
此前一个月,锡良由直隶正定府去四川赴任,行抵宜昌后舍舟而陆,对入川路途的险恶感触极深。在奏折里,锡良奏请朝廷批准川人自筹资金修建川汉铁路。
甲午战争之后,大兴铁路渐成热潮,清政府将修建铁路提高到国家自强的高度。火车挟着浓烟在中国的一些省轰鸣,而川内及出川尚无一条铁路。
事实上,川人世代渴望天堑变通途。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东有夔巫三峡,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岭逶迤,南有乌蒙磅礴,数千年来,川人一直被这些崇山峻岭所困。“云开巫峡千峰出,路转巴江一字流”,自古东出巴蜀,只能通过水路。但经三峡出川,即使坐船从成都到重庆,也需一个多星期。
湖北利川古隶巴国,清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前属四川管辖,据说其名典出《易经》的“利涉大川”,因它历为进出川要塞,利于往川、出川,取旅人贞吉而命名。这同时也是川人梦想改善出口交通的一种美好寄名。
锡良的奏请得到朝野一致赞赏。
是时,列强利用各种手段,或直接修筑和经营,或假借中外合办之名,或通过贷款,几乎控制了中国铁路的筑路权。中国民众包括官僚、绅士纷纷要求收回路权,商办铁路。
光绪皇帝欣然批准川人自筹资金修建铁路。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各省官商只要经过政府批准,都可以修筑铁路。商办铁路自此成为一条国策。
次年年初,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设立。其预定路线自成都,经重庆、宜昌,达汉口,全长
川汉铁路共集资1670余万两白银,是当时各商办铁路中最大一笔路款。“这并不是因为当时川人最有钱,而是他们盼望铁路的心情最为殷切。”文史专家简文兴说。
但川汉铁路的筹建并不顺利,一开始就受阻。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越权修路为由,不准川人在湖北修铁路。第二年农历正月川鄂谈判达成协议:“宜昌至四川由四川修建,铁路建成25年后,湖北境内由湖北省倍价收回。”
川鄂两省同时拟定:宜昌至成都分三段(宜昌-万县、万县-重庆、重庆-成都)修筑,并确定先修长江三峡水道旁的宜(昌)夔(府)段(在长江北岸)。但对从东向西还是由西向东修建,双方因各自利益而争执不下。
1908年11月,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受命担任川汉铁路宜万段总工程师。翌年,詹天佑到宜昌勘定线路,方决定选走东路先修宜昌至秭归一段。该段自宜昌沿长江北岸经小溪塔、雾渡河、大峡口、香溪而至秭归,全长
短暂修路史
宜归段分设10个工程段,计划5年竣工,詹天佑以修建京张铁路“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风骨组织施工。全段铁路筑路工人最多时超过4万人,气势恢弘,一派喧嚣繁忙:没有开挖机,工人就用锄头挖;没有钻山机械,就用钢钎和铁锤打炮眼;没有炸药,就土法炼制。
川汉铁路建设指挥中心设在了宜昌城城郊“一片宽敞地”。在这块后来称作“铁路坝”的空地上,詹天佑搭起简易工棚和仓库。他就在工棚里办公,指挥铁路施工。修铁路所需要枕木、炸药、工具、水泥等也堆放于此—这里是川汉铁路宜万段东端起点宜昌火车站。
“铁路坝”这个地名至今在宜昌仍然保留,但它除了作为公交线路站名外,早已失去了具体含义。
这里已看不见
回溯到99年前的1910年6月,宜归段铁路路基已铺设至现在的夷陵区上风垭,全长20多公里。
随后,宜昌、小溪塔、黄花、张家口等火车站也先后落成;至大峡口沿线路基、桥墩基本建成。重点工程上风垭隧道,也很快修通并通行料车—这让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总经理李稷勋欣喜不已,激情挥毫为这个隧道题字“上风垭山洞”。
就在川汉铁路紧张施工之时,一个坏消息传来了,这条铁路竟在修建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夭折。
保路运动的连锁反应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干线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取消商办。川汉、粤汉等铁路属于干线范围,在收归之列。
清廷的这个决定,来自其对全国商办铁路的调查。调查发现其中弊端丛生,由于技术、管理人才和监督机制的缺乏,商办铁路效率低下,建设进展不乐观,集资款大量被挪用、贪污。
但铁路收归国有并非由清政府兴办,而是拟借洋债请洋人修建,这与此前各省筹设铁路公司的初衷大相径庭,首先遭到各省强烈反对,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出现请愿、游行等保路抗争活动。
四川保路风潮尤甚。清廷对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后的资金补偿极不合理,仅换回实际用于铁路建设的股款。对于因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以及被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挪用到上海钱庄去投机而全部亏空的300万两白银,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对此负责。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指出,政府没有权力动用国库的钱,来填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这种做法在四川激起了普遍的不满,川人都是股民,大家感到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认为政府此举“不但夺路,而且谋财”。
清政府看到保路运动势如破竹,便调集大量武昌驻军入川镇压,从而造成武昌防守空虚。鄂军与蜀民东西呼应,
辛亥革命爆发后,宜昌革命志士联络各界人士并依靠路工率先响应,川汉铁路全线停工。1913年6月,民国交通部派员接收川汉铁路工程,撤销川汉铁路驻宜公司,所铺铁轨和枕木,拆运至汉口,用于粤汉铁路。
1914年,詹天佑为落实孙中山《实业计划》中修建川汉铁路的设想,重新对川汉铁路进行勘测,选取了新线路。但后因军阀混战,筹款困难,直到詹天佑1919年逝世,这条铁路仍无踪影。
深感军阀连年混战,川汉铁路复工无望,原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总经理李稷勋,用痛惜遗憾的泪水写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碑文》,刻石立碑于宜昌东山巅,名为“血泪碑”,详述川汉铁路修建的起因、勘探、修筑及停工经过,以示悲痛。1919年,李稷勋去世后葬于志痛碑旁,这里可俯视川汉铁路宜昌车站旧址—铁路坝。
百年梦想即成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铁路在百废待兴中艰难起步。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曾计划修筑川汉铁路。
但中央认为投资太大,国力不逮,且在技术上难以攻克利川齐岳山长达
上世纪90年代,宜万铁路建设再次被提出。1995年3月,恩施州的全国人大代表向兴平在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面向江泽民汇报请示修建宜万铁路。但铁道部认为宜万铁路所经地区地质复杂,工程艰巨,投资浩大,尚难列入国家“九五”计划组织实施。
“这趟火车,我怕是坐不成了,但恩施人民能坐上,我的儿女能坐上,我在九泉之下就心满意足了。”1997年在恩施人民写给党中央、国务院恳请修建宜万铁路的信上,重病在床的恩施退休干部任寿千,颤抖着写下了这些话。
2001年,人们终于迎来了宜万铁路进展的好消息:当年9月,“万枝(宜昌)东端接轨及越江方案论证会”在宜昌召开,会上确定东端接轨宜昌花艳站,标志着宜万铁路项目正式确定;当年底,国家计委和铁道部把宜万铁路纳入“十五”计划,对项目前期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
“为了开工典礼如期举行,我三天三夜没睡觉!”铁道部宜万铁路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朱鹏飞动情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那天他看到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也被山里人冲决一切实现梦想的渴望打动。
经过5万建设者6年艰苦奋战,宜万铁路已进入收官阶段。一个延续百年的梦想,正在变为美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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